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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接到发起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北岸机阳至溪口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有过三种估计：一是敌阻我西路军前进，切断我东线部队，夹击我军于沪宁之间；二是宁沪之敌全部东撤，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战；三是我军猛进，切断宁沪铁路，将敌东西截断，敌无退路，被我围歼于京、沪、杭地区。
渡江战役发起后，我军对这三种情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渡江作战的第一步正在节节取得胜利。
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部突破安庆芜湖线，占领繁昌、铜陵、青阳！”“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我部顺利登陆：正向敌人之纵深楔入！”“我军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两浦守敌仓促渡江南逃，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正向南京攻击前进！”“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部已和我军取得联系，林率其部军舰9艘、炮船16艘，于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敌人夹击我军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东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1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1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先头团大部刚一登陆，就急忙上船南进。一小时后，他让通信员送回北岸一张纸条：“我已胜利地踏上了江南的大地。聂凤智。”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决定立即过江进行指挥。他对韦国清说：“政委，你留下同兵团部一起走，我先过江。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要求我随第一梯队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
韦国清说：“我同你一起走，让参谋长带着兵团行动。”两人一同上了准备好的木船，朝南岸驶去。一路顺风，叶、韦二人5点多钟在江南岸登陆，接着率部向预定二十八军渡江后占领的村子走去。到村子前，天还未亮，叶飞让一个参谋去联络，免得发生误会。
这个绰号“小广东”的参谋进村后，找到了一个哨兵，三言两语一问，发觉情况不对。哨兵原来还是国民党兵，这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小广东”很机灵，急中生智地说：“师长到。请你去给他带路。”叶飞见“小广东”回来，就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还没来？”
“小广东”说：“来了。”
叶飞一看是国民党兵，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在这个村庄？”
国民党兵回答：“报告长官，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了。”
“解放军打过来了吗？”
“打了一晚上的炮，长官说解放军就要到跟前了，让我们多小心。”
“我们就是解放军！”
“好险！”叶飞在心里暗叫一声，“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叶飞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渡江后，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等到师长谭知耕亲率部队赶到接应时，陶勇早一路打一路走地乘着汽艇沿河而下了。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它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了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就是在此时，南京下游的国民党江阴要塞于4月22日起义，叶飞率十兵团已渡过长江，切断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南京在长江防线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也吟诗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即将赴任的南京市长刘伯承也来到了“总统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会合以后，从原蒋介石的办公室给粟裕打去电话，要粟裕从速率部赴上海方向组织指挥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
七、蒋氏“复兴”梦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战役”国军惨败精锐尽失，二是被“内部人”赶下总统宝座，三是号称“铜墙铁壁”的国都一夜易主。。这复兴岛上的“复兴”梦不知还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蒋经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海物资大搬运。汤恩伯耐不了性子。蒋介石认为：共军正在犯当年日本人犯过的错误。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弃权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第四野战军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共军要过长江，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去与自己的死对头共产党搞什么“和谈”。但是共军一夜突破被他视为天险又严密把守的千里长江，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当他听到江阴要塞顷刻瓦解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阴要塞，蒋介石曾经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他也曾一再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可就是这个江阴要塞临到战事发生时，不但未起到抵抗共军进攻的堡垒作用，反而将枪口转向了自己这边，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气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