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 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 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 存危机的女人。
我忽然想起，第一天来‘医院‘时晾在外面窗台上的蓝绒裤一直忘了没拿进来，那个大脸盘 的病号怎么没吭声？他也许要穿呢？我手提虱子已全部冻死的蓝绒裤，送到大脸盘原来躺的地 方，却认不出绒裤的主人，我问：‘谁的绒裤？‘回答的声音很苍老：‘他几天前就没有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没有了‘！我和这些病号原来都不认识，没想去记住他们。几天来 炕上的病号人员的更换我也不曾注意，今天我所见到的一次再次的‘没有了‘，说明还有更 多的‘没有了‘尚未为我所知。我仅仅为‘大脸盘‘晾过一条旧绒裤，我想过没有了虱子的 绒裤他穿上会舒服些，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走得匆忙，也许在脱下绒裤的当晚就匆匆走了。这 倏忽间轻易失去的生命，几天来我竟一点不知。不是有谁要有意隐瞒，而是炕上的病号从死 者预见到了自己不可抗拒的黑暗悲惨的前景，他们自认为命贱如蚁，只是沉默地等待将要来 到 的厄运，说及死亡已成为大忌讳。我把没有了主人的蓝绒裤又扔回到窗台上，有好一阵子， 心如死灰。但，一种强烈的欲望，如烈焰般迅即又在心中腾腾升起。我不是一只蚂蚁。我绝 不能死！俩孩子需要我，生命垂危的景超需要我的救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 盼着和我团聚，我要活着见到我所有的亲人。当然，我坚强地活下去，更是要证明自已的一 切，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这天下午回场部前，有几个病号拿出写好的家信要我代发。我刚接到手里，病房里走进油光 满面的‘医院‘炊事员，当然也是个‘职工‘。他客气地称我‘老和‘，急忙拦挡说：‘老 和，你不能给他们发信，这种事你不能管！‘我已替他们发了几次信，从未想过不能替他们 发信。但是，他是这儿的老资格，出面阻挡，我还只能听他的。这油光满面的家伙，能混上 目前这份差事，自然有他一套混的本事。他同那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一样，都是‘职工‘中的特殊人物。他那油光光的脸面，那份精神劲儿，还有神气十足的架势，都说明他从病号们的伙食里随心所欲地攫取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衣着干净整齐，麻利干散，大约三十 几岁。有一次，我去伙房，看到他正在利索地做锅贴一种既烙又蒸的发面饼，他兴致极 好地欣赏着自己的手艺，和我闲聊了几句，还得意地把场部派到‘医院‘工作的王股长嘲笑 一番：‘王股长口外人咋也成了口外相，到伙房说是给病号端饭呢，看见蒸笼布上粘的馍馍渣急 忙收揽起来自己吃了。嗨，当股长的咋啥啥都不顾了！‘这个侵吞病号伙食肚子吃得饱饱的炊事员趾高气扬如此，居然对一个奉公守纪、饥肠辘辘的干部刻薄地指责不已，我当时就十分反感。现在，他又串到病房说三道四，管到了我头上，认为我违 犯了这里的规矩。而我只能把接到手中的几封信又退了回去，心里实在窝囊。他发家信难道 也要经过检查吗？转念又想，管它呢，不让我代发信，不发不就完了吗？对这里的一切，我只 能适应，遵守，接受，用我在报社工作时形成的观念指导当今的言行已 是绝对行不通了。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件事仍自责不已。那几封信一定是几个濒 临死亡的人向家人发出的求救信，我竟受一个吃饱肚子的‘职工‘的摆布，冷酷地拒绝为 他们寄出。寄出这几封信，他们的家人收到后未必就有能力救援，而拒绝为他们寄出，却是 无疑地将他们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我心里时常念叨阿·托尔斯泰的那段名言，要使自己的灵 魂‘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四工农场要求于我的，这个混蛋‘职工‘不许我做的，我被迫 接受了的一切，同灵魂的纯净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几天后，我在‘医院‘干活时，突然恶心、头昏、出冷汗。这是要倒下来的症状。尽管我已 经有了生面粉、炒麦子的补充，身体还是支持不下来了。我扶着墙，勉强走到‘医院‘大夫 的诊室，这位大夫名叫王希仁，原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因四工农场缺大夫所以从那边调来 ，我们已简单交谈过。他见到我，听我说了感觉，立即取了些药片，热情地拿来水杯要我喝 下，并要我在他的床上躺下休息。他的床就在诊室，作为大夫，自然是干净整洁的。但此时 的我，竟自认为低人一等，觉得那样干净整洁的床不该由我去躺。何况诊室里常有干部出进 ，我更认为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所以我没听他的话，竟摸到隔壁那几个年轻‘职工‘的炕上 ，躺了下去。王希仁又找到我，执意要我去他床上休息，我坚辞未去。此时的我，把自己摆 到了这样卑微低下的地位，实在可悲可叹。这是一年来的遭遇所造成的。王希仁见此，心境 一定是悲凉、难过的，而我除了身体不适急需休息，头脑里一片空白。饥饿使思维迟滞，我 已顾不得去想什么了。大约是为了安慰我，王希仁一再说：‘农场对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关心照顾，你放心！你不会有啥事！‘但我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农场为什么会关心照顾我。事实上直到我两月后离开四工农场，尽管我在这里一直做着额外繁重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照顾。
第十九章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 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 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 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 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
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 ，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 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 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 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 大憾事。
再说我在‘医院‘因饥饿出现恶心头晕出冷汗各种症状，躺在那几个‘职工‘的炕上休息了好一阵以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小徐告诉我，机修厂已基本停工，大家都起不了床了， 场部的干部坚持正常上班的也不多了，全农场已经一片死气沉沉。
实行月定量15斤的粮食标准已近1月，全农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以外，如‘医院‘ 干杂活的 那几个‘职工‘，油光满面的炊事员，及有其他粮食来源的人，上上下下的人大都在无言地 忍受着饥饿的熬煎。
以恪守职责的王股长来说，他在‘医院‘给病号打饭时乘机剥食蒸笼布上残留的馍馍渣，被 ‘职工‘炊事员嘲笑，说明饥饿已使他顾不得自己的威严和体面了。以往，他也很会嘲笑训斥那些饥饿的‘职工‘，嘴下毫不留情。现在，他肚里饥饿难耐，嘴里绝不说自己肚子饿。 因为他知道说自己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的不满，就会如我等而获罪。他是从管教刑满就业人员的站上调来场部的，原来每天和就业人员打交道。他深知，那些就业人员如因饥饿偷 窃或出了什么事，斗争，批判，挨打之余，还要加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才算是上纲上到了顶，才能了事。对这，他了如指掌，熟路旧辙，他就常常这样做，这是他的工作任务。如今，他自己也挨着饿，却只能紧紧地闭住嘴，什么也不说了。此时，场部的干部们大 体上都是如此，勒紧饿瘪了肚皮的裤腰带，什么话也不说。
我头脑木木愣愣，空白一片。‘医院‘里那些病号的形象仍不时出现在眼前。那个关照我， 用普通话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的病号，着装整洁，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上衣，使他不同于别的病号。他为什么穿得那么好呢？我突然想到，或许，他是想到自己的 日子也已经不多了，他穿上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是想在‘钻沙包‘的时候，把他在人世间最好的衣服一并带入另一个世界。他原来也许就一贯着装整洁，他不愿以囚犯的模样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在家中一定有妻子儿女，而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 人，他将孤独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一定知道，我家里还有俩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所以当他看到我在危难之际还辛苦劳动，为病号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于心不忍，才特别地关照我‘保重‘。这份情谊弥足珍贵。
那些没有医药的服务、没有痛苦呻吟的病号们，他们不过是被集中起来等死。医治他们，救助他们，只消多给他们吃点饭食就行。但是，农场的领导只顾自己的官职地位，他们自私透顶，铁石心肠，硬是听着全农场死人数目的与日俱增的汇报，而丝毫不为之所动。
一年来，杨振英为了教育小徐和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同‘职工‘最尖锐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对抗改造，不服监管，就表现在对粮食政策不满，小偷小摸不断 。‘当然，杨振英在说这些话时，他全家人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他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用毛泽东教导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职工‘ 们偷窃粮食的行为，似也不无道理。当×副场长命令他把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起来时冼维汉也只是小偷小摸吧，他毫不犹豫，动作敏捷，极其利索地就把冼维汉高高地吊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房梁上。任冼维汉因全身剧烈的疼痛大喊大叫，他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看，毫不为之 所动。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场长的命令，他有责任这样做，‘吊‘一儆百，事关重大。
此时，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使他全家人的胃肠也立即受了委屈，知道了挨饿的滋味。机修厂那个‘职工‘的死亡，他虽然对我和小徐宣布是由于心脏病，回到家中，向老婆马玲芳说的就不会是同样的话。他主管的机修厂、汽车队不生产粮食，机磨坊虽属他管辖，在粮食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般人都不敢向他献殷勤。然而，在全家人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日子 里，也出现过一件令他惊喜不已，却只能回家向老婆一人告知的奇遇。一天，他到机磨坊打面，条子是总务科开好的，钱已交过了，而这天给他打面的不是别人，却正是他极为厌恶， 劳动不怎么样的女右派石天爱。石天爱见到他不言不语，拿起铲面粉的木头簸箕 ，瓷瓷实实地给他的面袋子里装满了面粉，干脆连秤都不过，就让他扎住面袋子口，用自行车推走了面袋子。饥饿已使他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面对女右派石天爱，他心里只有感激 ，只有愧疚。平日里他对她批评甚多，毫不留情，这多半还因为作为女人她嘴上老叼着烟卷 让他看不惯。而此时此刻，他直觉得石天爱是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木头簸箕往自己的面袋子里不言不语地额外地装进许多金贵的面粉呢？没有了，天底下再没有 第二个人了。而他又不能当面对石天爱表示感激。他啥话都不能说。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打回的面粉比定量多了许多，问他是咋回事，他才激动地把这次奇遇原原本本地说给老婆，两人在一起又议论了好一阵。杨振英说：‘我收拾（批评）了她好几次，看着她就不顺眼，对她就没有个好态度，真想不到。‘老婆说：‘看不出石天爱还真是个好人啊！人家没记恨你 收拾她，在这节骨眼上知道你全家人也在挨饿帮了你，这就是人家的好！‘杨振英真是再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女右派石天爱帮助了自己。
当然，杨振英得到石天爱这次的帮助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他还在寻求更可靠的外援。他平时和一站站长王志玉相处不错。王站长一向待人热情，他略有表示，王站长便一口答应，慷慨相助。王站长让他和老婆晚上拿上麻袋来一站背些吃食。当晚，杨振英夫妇各拿了一条麻袋，由王站长带领，到一站的库房里打点着各装了多半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一站的洋芋、胡萝卜都储存在窖里，这些窖离站上还有一半里路。窖挖在地窝子里 ， 日夜都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夜里就睡在地窝子里。库房就是这样的地窝子。这一切的措施， 都是为了防止站上饥饿的人们偷窃。这天夜里，在地窝子里值班过夜的，正是我的难友高仲君。王志玉领着杨振英夫妇在地窝子里装洋芋、胡萝卜的过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振英夫妇由王站长领去明打明地拿，他们自己无需任何担心。只是两个麻袋里各装了100多斤 的洋芋、胡萝卜，可真够他们背的。两口子是拼上了命，在寒风中流着大汗挪动着脚步匆匆 前行。在费尽了力气，实在背不动时，就把麻袋放到地上滚动着走一阵。他们又是极要面子的人，还害怕遇到熟人问起不好说，一路上那个胆战心惊，也是他们所未尝经历过的。等两 麻袋的洋芋、胡萝卜背到家里，两个人都瘫了。当然，这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也是一个 钱不用给。此一行为，已大大超过了‘职工‘们小偷小摸的性质。杨振英当然用不着用评论 ‘职工‘们‘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话来回敬自己，饥饿的他既然已背叛了他原来坚决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