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 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 时尚有食品卖，1斤粗劣的饼干不到1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 了。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 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 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 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 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 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 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
既然，他们把景超和我隔绝在异地，用枪杆子威慑我那无辜的亲人几位右派难友被解放 军用枪杆子押解来十工农场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他们还用饥饿折磨他们不应折磨的众多 难友，也折磨我的亲人。我跟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满腔悲愤，只想对着浩渺无际的上苍 控诉，呼喊！
但，我只能沉默下来。沉默，对于我们这些落难之人，是安抚无以认罪、躁动不安的灵魂， 使自己理智起来、得以自控的一个过程。保持沉默，将检验一个人的自控能力，使他在关键 时刻避免出现非常的举动和语言，从而进一步检点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沉默也是一种弥 足珍贵的品格，一种落难之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一向谈笑不拘，性格活泼，在这个特殊环 境的特殊际遇里，我学会了沉默。
景超的第三封信里，说他们在挖排碱沟，每天站在碱水沟里干活，腿脚都被碱水蚀破了， 疼 痛难忍，一块儿劳动的人有的有长筒雨靴，防止了碱水浸泡，很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劳动 ，希望我设法在酒泉托人为他买一双长筒雨靴送去，买一双需20元。
夹边沟劳动条件的严酷，显然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离开报社时尚有50元的积蓄，他 让我带去以备意外之需，这是我俩的全部财产了。他正是知道有这笔钱，所以才提出买长筒 雨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有个难友关维智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我们平时都叫他小 关，家在酒泉。我立即去找他，请求他的帮助。小关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可以让她妹妹办此 事，并立即给妹妹写了信。长筒雨靴由小关的妹妹买到后很快送到了景超的手中。我至今铭 记小关的难友情谊，对小关的妹妹不怕政治上担风险，星期日亲往十数里外的夹边沟送雨靴 感念不忘。我和小关分别也已30多年，小关已成了老关，不知这30多年他是怎样走过来 的？1991年8月下旬，我在河西之行中途经酒泉，才和他再次重逢。此时，他已担任酒泉行署 文化处处长，因为年轻，还正在任内，我们畅叙别情。在四工农场，他曾被派去采矿，不幸 炸掉半个指头，看见他那残指不禁仍令人心酸。
再说，办妥给景超买雨靴的事，我心里略略有些宽慰，有了这双长筒雨靴，他可以免受碱水 浸泡皮开肉绽之苦，是可以“更好地劳动”了。可那些没有长筒雨靴的人，他们还要从早到 晚浸泡在碱水里继续忍受皮肉之苦，
为什么他们竟要经受这等苦役？他们严酷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变一 下，贫下中农如果遇到这种挖排碱沟的活，他们也是从早到晚地浸泡在碱水里挖个不止吗？ 那么劳改队呢？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想着这些事，只是苦在心里。我曾是对农村并不陌生的女 记者，我从未见过农民干这么苦这么重的活路，站在碱水沟里干活。50年代翻身解放的农民 不会皮开肉绽地去挖排碱沟，这是肯定的。夹边沟的难友们为什么不能得到更人道的待遇？ 用苦役惩罚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在等待着他们呢？就是对待劳改犯们，也没听说让他们皮开 肉绽地去挖排碱沟啊！对于具有公民权的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其惩罚的方式、程度，竟超过 了对触犯刑律的劳改犯的对待，右派分子就更可恨吗？我怀疑，右派分子们具有的文化素质 ，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在当时一定是触犯了那些管教干部们的某一根神经。我后来转到 四工农场，发现那些管刑满释放人员的干部们，包括场长在内，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低 ，个别还是文盲，他们对于反右派斗争并没有直接经验，从报纸上了解到的经夸大渲染了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使他们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本能的特殊反感。在他们的心目 中，右派分子凶恶的反动本性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干部， 待遇不错嘛，他们竟然乘党整风之机，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真是罪恶滔天。景超和众多的 难友们一到夹边沟便陷入无法忍受的苦境，受到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的恶劣对待，同这 些管教干部的感情用事，不能说没有关系。
两年之后，我到了四工农场。四工农场机修厂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姓王，刑满后仍不准许回 家，在机修厂当了“职工”，是个技术骨干。一次，他和我攀谈起来，问我：“你爱人现在 哪里？”我说：“夹边沟。”他立即吃惊地说：“哎呀！你爱人怎么去了夹边沟，以前劳改队 里调皮捣蛋管不了的，才往夹边沟送，劳改犯们最害怕去夹边沟，一听说往夹边沟送，先就 吓软了。唉！那个农场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对景超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心 。他的话进一步证明，夹边沟名为劳教农场，事实上对右派分子们实行的是管劳改犯的一套 办法，而且自有其更严厉的一套惩罚手段。省劳改局把全省唯一的、主要接纳右派分子的劳 教农场选中在夹边沟，对其施政方针肯定早有指示，早就做了安排，这样，景超和两千多难 友的悲惨命运便可想而知了，以后酿成大惨案的前提，在农场改为劳教单位时就已形成。 而当时我们都既愚又傻，对这一切不仅毫无所知，连想都没想过，景超天真地自投罗网，作 为妻子的我更没想过应该劝阻。
在此期间，我在十工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已有很多改善。场部开办鸡兔饲养，我和小徐被 调去养鸡兔，在畜牧师的指导下，我们尽心尽力地喂养，力所能及，心理上消失了压抑感， 我每天记饲养日记，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训练鸡们听哨音吃食。喂食前，我一吹 哨子，鸡们便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我觉得乐在其中。
我们才到农场时，由于春耕尚未结束，很多日子没有休息，我们本来就难以支撑、疲累不堪 的身体很受不了，但是，工人、民工也和我们一样没休息，我们无话可说。后来实现了双周 休息一次，每当休息日来临，我们也欢快非常。
在第一个休息日，我们先自在地睡了一下懒觉，然后洗头洗衣服。我们每天和土打交道，又 常遇到风暴的肆虐，尽管每人都用布帽子把头发全塞了进去，头发里还是积了很多沙土。下 工后取下帽子，头发表面落上的沙土还一层，低下头用手拂打，能打掉一些；把手指插到头 皮上，还能摸到一层沙土和汗水搅和在一起的污垢，这是无法拂打掉的，使劲在满头乱搔一 阵，也能稍稍舒服一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女性，原来都以修饰自己的头发为乐 事，如今美丽的头发变成了这般模样，飞蓬乎？鸡窝乎？说什么都行。真是几多无奈，几多不 快！不过，跟头上的右派帽子相比，这又算不得什么了。如今头发成了飞蓬、鸡窝，是为了 最终取掉那个更令人无奈、更令人苦恼不堪的右派帽子，所以，平日里，谁也不说什么，因 为说了也毫无用处。在休息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