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
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
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
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
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
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
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
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
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
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
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
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
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
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
。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
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
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
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
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
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
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
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
，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
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
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
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
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
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
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
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
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
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
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
，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
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
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
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再加上前述
农业条件的改善，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
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如何比较分别属于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这两者关系呢？我们可以把粮食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考察灾
害时使用的方法。
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这三
年农村粮食的减少量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第1、2项使农村粮食产量
的绝对量减少，第3项使农村粮食占有量相对减少。我们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与其他因素的比例关系。
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的计算，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
数字不确实），这三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
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
减产（C ），大致由三种原因决定：（1）由于高估产而制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计划。（2）“共产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种植
面积和单产下降。
（3）大炼钢铁等工业“跃进”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资金。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C ：B ＝71。6％：28。4％：100％
在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因素后，我们再来考察高征购错误决策使农村已收获粮食减少的因素。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
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
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
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
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平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的
17。4％。按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三年中共多征购240。51亿公斤（D ）。这一数字与三年减产总数相加，大致就是这三年农村减少粮食
的总数1482亿公斤（E ）。四者的关系如公式（二）：
A ：C ：D ：E ＝60％：23。8％：16。2％：100％
可以看出，因灾减产的因素（A ）与高征购政策（D ）及其他政策减产因素（C ）之和的比，大约为6：4。如果我们再考虑到
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
》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
素。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1959…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
，后两年甚至低于1936年的水平，按照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出的多征购粮食，显然是低估的数字。如果不考虑递增因素，按照1957年
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各年多征购的粮食是
215。9、123。4、63。4亿公斤，三年共计402。7亿公斤（F ），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G ），得出公式（三）：
A ：C ：F ：G ＝54％：21。5％：24。5％：100％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这仍然无法说明“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
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追求高指标
，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
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
年鉴（1983）》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竭泽而渔，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4月），1959年底至
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
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人均
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11
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
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
“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
（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
购率降为17。5％。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
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
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从理论上和整个三年时期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占有状况，但其严重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