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脚踢。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
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两千多亿；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心高气傲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笔者旅港时，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仙小费，还要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一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在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了。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值得商榷。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成分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间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G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本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李嘉诚器重他，不仅是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中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应用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声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州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少年时代，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也。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功不可没。
李嘉诚曾高兴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
他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个是外国人，200个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声誉甚隆。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李业广身兼本港二十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不支干薪的高参。李业广不是那种见钱眼开、有酬（金）必应之士，一般的大亨还请不到他。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就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是个彻底的务实派，他绝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较李业广大。在香港商界，拉名人任董事是人们常用之术，李嘉诚并非这样，他敬重的是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不少扩张计划，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甘处幕后，保持低调。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有：金银会创始人胡汉辉，股坛教父李福兆，恒生银行卸任主席利国伟等，个个都是香港商界风云人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杜辉廉（Philip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令重情的李嘉诚总觉得欠他一份厚情。
1988年，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
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和等。这些商界巨头，不入局，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有18路商界巨头为后盾，百富勤发展神速，先后收购了广生与泰盛，百富勤也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其中两间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6。68亿港元。
在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以报杜辉廉效力之恩。不过，李嘉诚持有的5。1％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身兼两间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明报》记者在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李嘉诚所指的，是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委托与《明报》有关联的广告公司做广告代理商。广告公司的人跑去看地盘，房子已建好，漂亮得很，典型的欧洲风格。美中不足的是，路还没修好，下雨天尽是泥泞。
李嘉诚大概近日没去看过，就打算发售。广告商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高。
“对对对！”李嘉诚不迭声地回答，脸呈感激之情：“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了，本该想到结果还是忽略了，就照你们的办。”
李嘉诚马上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不错。之后是大坑龙华花园，他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植上美丽的花木。
广采博纳，融会众人的“绝桥”（绝招），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致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间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日本的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的宣誓。李嘉诚从不勉求员工作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总是通过一些小事，让员工觉得值得效力终身。李嘉诚自豪地说：
“本公司不是没有跳槽，公司行政人员流失率极低，可说是微乎其微。”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作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
“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会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第十五章 锐意进取 再购青泥控港灯
1979年，李嘉诚入主英资青洲英泥董事局；1985年，他又斥资29亿港元，从老对手置地手中购得港灯集团；1987年，港灯分拆另组嘉宏。马世民任和黄行政总裁，并兼任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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