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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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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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
“要挣钱,去深圳,要成事,去北京。”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人不甘寂寞,我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我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
刚到北京,它就给我一种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的感觉,这种感觉虽历经数年风雨,至今却仍未磨去。这种感觉,很像19世纪的艺术之都巴黎给人的感觉。北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那么多小胡同,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这一点,和巴黎是极为相似的。
巴黎人干别的事恐怕不行,但跟搞艺术沾边的,他们便有极高的天赋,这多少得感谢巴黎满街的咖啡馆和整日泡在里面的巴黎文化闲人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闲暇生艺术”,巴黎的咖啡馆实在是孕育法国文化的温床。
后来,当我事业有成时,我有幸去了趟巴黎。在巴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露天咖啡座,在彩色缤纷的阳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他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巴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
与巴黎比起来,我们中国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也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可惜的是,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的繁华则容易使人浮躁,只有北京,才最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
北京,我爱你!虽然,我也曾一度憎恨过你,但这丝毫不减我对你的热爱。是的,我爱你,就像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如果说,我选择做画家与凡·高有关,那么我选择到北京做一名“北漂”,则与圆明园画家村,与北京对我的这种诱惑有关。
早在念初中时,我就读过由欧文·斯通撰写的《凡·高传》。凡·高一生都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如果没有他善良的弟弟提奥的倾力相助,他的生活将会更加狼狈不堪。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第97年,在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他的画卖出了3990万美元的高价。
凡·高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可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女子能爱上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活的梦呓者。无数次的失败伴随着他,当他割下自己的耳朵,洗净后送给一位他认识的妓女后,他被爱情、也被生活彻底地抛弃了。
而这,并没有减弱凡·高对生活、对爱情的热爱,相反他以更加高涨的热情赞美生活、赞美女性,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所有他爱过但却不爱他的女子表达了他的真诚,他在他的绘画中把他所有的悲欢爱憎,堕落与挣扎,渴望与追求,融入其中。
可以说,凡·高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不朽,能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圣物,皆源于他的这种热爱,源于他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与激情。是激情毁灭了他,同样的,激情也造就了他。激情在毁灭一个俗世的凡·高的同时,却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才的凡·高。
正是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这激发了我献身绘画艺术的野心。高考在即,我又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地报考了美术专业,并很荣幸地被省美院录取。
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只可惜那是一个让人不容乐观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整个美术市场都很混乱,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于是便形成了外国人的口味、外国人的金钱控制了整个美术市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院当然也不可能是圣殿。美院根本不会去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4年画4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着的艺术,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说美院还有一点让我留恋的话,那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叫水儿的女孩。水儿来美院比我们早一点,她是一位农村女孩子,家里很穷。先是在美院一个老先生家里做保姆,她的年龄比老先生的女儿还小两岁,后来,据说是在师母的强烈反对继续雇佣的背景下,那位老先生动员水儿到学校去做模特。
她有很白的皮肤,能看出皮肤下面蓝色静脉的流动。而且,有一般模特没有的眼神,再加上她非常配合老师上课时的安排,因为一堂全身人体课要将近3个半小时,中间每隔30分钟休息5分钟,如果摆一个比较强烈的动态,体力的消耗其实非常巨大。水儿做得很卖力。不知怎的,我挺同情她的,我甚至想娶她做老婆,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是,遗憾的是我产生这个念头没到一个月,她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人说水儿被人强暴了,自杀未遂,也有人说,她被一位大款看上了,成了一只金丝鸟,谁知道呢?总之,我心里真的对她很怀念。
美院不“美”,甚至也像惟利是图的整个社会,滋生出了许多让人憎恨的丑陋。很快,我厌倦了这种呆板无趣的校园生活,没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跑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我自然有过心理挣扎,可在理想面前,这些挣扎通通被无可遏止的激情所代替。
固然,这种激情有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因素,但我相信无论今后的道路上横亘着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都不会后悔当初的抉择!是的,我不后悔!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2)
那是1994年的秋天,距离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我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被生活驯化成了一名成熟而稍显世故的“艺术长者”。在无数个黎明黄昏,亦或辗转难眠的夜半,回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不禁感慨万端。
我家住在杭州,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却对它没什么留恋,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吧。我决定北上,没有人为我送行,只有一只行囊和一个画夹陪伴着我踏上这变幻莫测
的孤旅。
第一次来北京,像所有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一样,一路上我瞪大双眼,好奇地望着车窗外陌生的世界,让我失望的是,直到临近北京城,我看到的都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这与我对北京的想像出入颇大。
汽车到站后,我打消了逛一逛北京城的念头,直接拦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带到画家村去。出租刚一启动,我就闭上了眼睛,我想像着一睁开眼,便会来到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村落——艺术之村。
不料,画家村也让我大失所望。所谓画家村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脏乱的村落,垃圾任意撒在路上,虽是秋天,也有苍蝇成群飞舞,时不时有脏水从门口毫无防备地泼出来;房子破败的居多,来来往往的人衣衫不整、垂头丧气。这哪里是北京呀,分明是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VCD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30元,30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23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23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65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10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3)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的性格和作品也同样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而他的作品也主要表现的是热带风情,色彩丰富而鲜艳,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与幸运的宋双比起来,我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显得大得多,甚至一度超出了我来北京前的想像。
到北京后不久,我便面临了经济危机。来北京前,我卖掉在美院学习两年所积累的所有生活用品,只换得了100元钱,加上我攒下的父母给的那200元生活费,一共只有300元,带着这300元,我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北京。
从杭州到北京的车票加上房租,再加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个月不到,200元便花光了。而我开夜车赶出的几幅画,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设想。看着塑料袋子里那不多的几粒米,我明白我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躺在床上不无自嘲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怪叫声,我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到了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堕落”一次——一生只准“堕落”这一次,用最快的速度,画几幅市面流行的画,卖他千儿八百元钱,然后靠这些钱生活三两个月,埋头搞我的“艺术创作”。
我要画就画出精品来,到那时,我的一幅画就不是那些“堕落”的画价可以相比的了,千万百万暂时还不忙着去想它——那是早晚的事,十万八万块钱一幅画总可以了吧。有了钱后,我不就可以安心地搞我的“艺术”了吗?
这个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有“财”,有了“财”我还怕饿死,还怕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要在北京立住了脚,成了气候,凭借着这块跳板,冲出亚洲乃至走向世界,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非常自信,可现实却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蒙了。看着我的那一摞“堕落”的画真的“堕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再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身无分文,眼看着要到月底,再不交房租怕是要被管大爷扫地出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逼无奈,我决定到公园给人画像去。画像虽然丢人,但总比沦为乞丐、总比活活饿死的强。
刚来北京时,一次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自称美院的穷学生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给两个中学女生画像,因为画得不像,其中一个女生拒绝付那几块钱画像费,那个穷学生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艺术懂不懂,画得像谁不会,但那是画匠,似像非像才是艺术呀!”
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笑他手艺不精竟敢出来画像,二笑他的这种谬论。什么艺术呀,你就别糟蹋艺术了吧,艺术就值几块钱当街卖?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100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死。我不仅不死,还要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幸好,苦役结束后,他们或许还想给艺术家留点尊严,并没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早就想好了,若他们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会在半道跳车逃走,我宁愿摔死,也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杭州,那多丢人呀!
被关了几天,我的艺术家的自尊心被彻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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