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肚阆蛴谝浴肮厮巴恕保╖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奥联军打败，割让荷石两公国，丧失国土约2／5，人口约1／3，一时可算创巨痛深，可是日后看来仍未为非福。
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该地银行家预垫资金，与丹麦主要港口哥本哈根（Copenhagen）竞争，而经常占优势。割土之后，丹麦才有机会竭力经营本身之港口，加以波罗的海之过口税已终止，丹麦更需要在经济上找新出路。时值美国及俄国之小麦大量出现于西欧市场，各处人民生活程度也有一般之提高，丹麦在19世纪最后30年之改革，针对上述情势，一般将农业由主食之生产转移至副食猪、牛、乳酪、鸡蛋、大麦及麦片（后二者亦为饲养之用）和甜菜（用于榨糖）之生产，从此整个改变国民经济与农村社会形貌。丹麦境内水道交通便利，使上述生产之转变极端有利，即小农亦组织合作社，加入农产之商品化。剩余之人力，除一部迁徙于美洲外，与存积之资金，促进城市工业化。因为农村内劳动者减少，大地主亦须对劳工让步，而自动的授与各人赡养家室之土地。迄至20世纪，丹麦的政体不仅更趋民主化，殖民地既经放弃，这国家也更添上了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色彩，如津贴健康保险，以便减轻保险费而增加抚恤，和各种救济失业恤贫养老的措施。
至此我们很难确定丹麦何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1864年战败割土，却在她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显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经过一段改组上下机构重订当中联系的程序。经过这些改革，丹麦内部的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的情势，才极为明显。于是全国的组织才商业化，亦即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形态。
欧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现着一个更独特的例子。16世纪，这国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强国的气派。可是几度沧桑，在19世纪初年竟受拿破仑之宰割，至20世纪，她还在西欧其他国家后面，挣扎着现代化。可见资本主义在更换世界形貌的时候，在当中因着能适应的状况和不能适应的状况，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西欧其他国家比较，西班牙现代历史中缺乏一种将农村经济全盘改组以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阶段。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向外发展之际，其组织上纯然采用朝代国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现着国际性格，下端则各王室贵族的结构全未放弃。简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脱离封建色彩。其经济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银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业组织。所以一遇到其他国家逐渐改组而为民族国家，西班牙金银也耗费殆尽之际，其国际地位即随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们即很难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东半球拥有菲律宾群岛，在西半球也掌握着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况。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也始终与历史发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照地图看来，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岛，除与法国及葡萄牙一线毗连外，四面环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险之经验，应当为一个商业先进国家。可是其国境内部山脉由西向东妨碍地区间之交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地方权势极难推翻。更大的问题则是土地贫瘠，又使用过度，农产歉收，人民生活艰难。中世纪以来回教势力由北非侵入半岛，13至15世纪，西班牙之反击，以天主教会作号召。即1492年之驱逐犹太人出境，也是以信仰为由。有些历史家指出，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西班牙展开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王室也以保卫教会自居，执行其大审判，是以教会地位巩固，僧侣也能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保守势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处欧洲大陆一隅，非交通孔道，虽内部组织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压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仑占领，为时不长。直布罗陀之海港在18世纪属英，也给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班牙的内政关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战略要点不在该国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漩涡）。总之西班牙在近世纪的国际场合之中，攻则不足，防则有余，所以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能长期保持其非竞争（non－petitive）的性格，影响所及，社会上缺乏有架构之联系，一般国家观念淡薄。
19与20世纪外界之发展，终使西班牙政局产生现代性的不稳定状态，曾两度为共和国，又两度复辟（现今之君主制开始于1975年）。可是西班牙各种问题综合之背景显示其社会及国民经济间需要一个全盘的协定，才能融合于现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决。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 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的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无政府＇anarchy＇及工联（syndicat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的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运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 X 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Primo de Rivera）专政七年，结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经济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辞职，国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势愈难收拾。加泰隆尼亚宣告独立，北部煤矿工人大罢工，勘乱时死3000人。左派人士则要清算教会，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团体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Front），显然受苏联鼓励，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 Franco）以兵变而展开内战，他的部队称为共和军，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两国派正规部队参战，德国并借此试验新武器。政府军获得苏联接济，远逊于法西斯集团之外援，但有不少国际左派及共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与。拥护佛朗哥者为天主教会、地主、工业家、卡尔派、军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Falange）。内中以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运动也称长枪党运动。自他夺取政权至1975年去世，佛朗哥为西班牙之独裁者37年。
长枪党运动，最初显系法西斯性质。党之标帜为一束箭，以牛轭套之。党的活动带有宗教式排场，佛朗哥除着军服外，亦着长枪制服。他夺得政权后，发还教会财产，提倡传统道德，钳制新闻与舆论，禁断其他政党，都不在话下。1939年，西班牙之监狱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敌称他屠杀政治犯20万人，此数字可能高度的夸张，但是较正确的计算亦称内战结束后6年有28000人被处死。
法西斯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资本主义，佛朗哥之言词，可能带宣传性质，可是他在内战期间即已发表他的运动目的并非庇荫资本主义，而系保卫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他曾自称：“我们出自中产及下层阶级。”他甚至提出让贫农获得土地不算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以金钱支持，使他们充分有能力经营，所以他主张宽泛的贷款，分散庞大的农产，造成中产农户。
事实上长枪党运动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除了过去左翼团体及工会之财产外，很少有没收征发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国的雇主与劳工都配属于国家主办的工联之下，各行业在各地区组织有分联。控制方式着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负责任之职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个生产与支配全受官僚组织节制，罢工闭厂全不可能。工资亦有一定的标准，若干社会主义性格的劳工福利亦在全国通行。生产与投资不复由私人企业家各自作主。长枪党最盛时有党员近百万，从旁有鼓动监视和宣传的功效。
佛朗哥之运动，着重经济组织与经济纪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给自足，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来改组社会。他个人独裁的成分强，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因为虽系法西斯，它仍容许若干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传统里的议会（cortes）。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刚一得到军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西班牙虽没有卷入战事（但西班牙的志愿军称“蓝色师团”曾参加德军攻苏），而整个世界都在军事行动之中。而且内外都预期西班牙随时有参战可能的当儿，他的严格管制也就可视为当然。
西班牙经济之自给自足，始终没有做到。但是经过佛朗哥统治，已经成了一个有结构的组织，而尤以大战结束后，乘着欧洲的复兴，1948年至1958年之间有长足的进展，可以作为今日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分工合作的基础。佛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没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这是否因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决心，已无关宏旨，事实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战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国合作，终于1953年以军事基地换得美援，从此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阵容。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极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兰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 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贫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国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实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线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有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变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枪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现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经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m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到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heory of value）延伸到剥削论（theoryof exploi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