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派及议会派都有批评。
霍布斯之书虽多，但无一留传久远如《巨灵》。此书所指的巨灵即是国家，它是一个“虚构之人”（artificial man）。作者从人之生理、心理状态说起。自感觉、想象、判断讲到激情；又从思想、决心、举止讲到宗教。骤看起来，这与中国政治哲学家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相似。可是中国哲学家自始就揭扬一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伦理人”的观念，霍布斯则诉诸现实。他说：“一件物品运转于人之耳目，产生形态，如果运转是多方的，即产生多方的形态。”又说：“好坏出于人之爱憎，相对于使用此等字眼之人而变，并没有它们本身的绝对性。”其实爱与憎也是不同的运动，爱则向之亲近，憎则离避。这样说来，世间没有伦理之好坏，只有接近或远离的运动。如此一来，人类之感觉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物体之移转位置（displacement of bodies relative to oneanother）。因此政治基于心理，心理基于物理，物理基于几何。这观点表示霍布斯对科学的兴趣，所有的原理都有先一步的原理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已看透17世纪中叶的英国，所有过去的政治理论都不合时宜。与其搜索历史的根据，削足适履地自圆其说，不如改弦更张另创天地，先把人当做一个机械。他采取的立场是科学的唯物论，也全用演绎法。
霍布斯认为人都是机械造成的，所以品格相同，容量上也相等。所谓容量相等，乃是适应环境时，其高低上下不足以发生致命伤。他说：“自然把人的身体与头脑构造得如此的相等，那么纵使有时候某个人的身体比另一个人明显地较强健，或者头脑比另一人较敏捷，可是瞻望全局，这差异并不如是的了不得。这不是一个人即可以倚着特殊地位自居，另一个人则无可何如。即算体格不同，其最弱者或用秘密之巧计，或结合其他弱者—；—；他们也同处危境—；—；仍可置最强者于死地。”
这种品格相同、容量相等之人，替日后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结构中各因素可以自由交换的原则奠立基础。当中没有封建威权独霸，以武装作陪衬，也没有如唯心论者先用人之贤愚不肖作背景。有些历史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思想适用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目的”。
资本主义既要将所有权与雇佣构成一张大网，而且越做越大，势必鼓励一般人在企业上进取的精神。霍布斯书中已经预先设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说：“在我看来，人类有一种共通的趋向，他们总在无止境而不休歇地追求权力，至死方休。这也不仅是在现有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必不能使之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掌握更多，就不能确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在自己掌握之中。”
《巨灵》用物理学上“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原则解释人类的心理。“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趋向既已成为一种运动，就不可遏止。霍布斯的理论主动而不主静，这已经和中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认为所有数目字都应当一成不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霍布斯纵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他笔下已先得资本主义的精神。
因为如此，这样的初民经常处于一个危险不安的状态中。既然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力量，势必抱着同样的希望，也在追求同样的事物，而都不打算适可而止，如是只能彼此竞争、互相猜忌，有时引起虚荣作祟。他们首先就打算侵犯劳人、使用暴力，达到夺取的目的，使自己成为旁人之主宰，驱使旁人人身、妻子儿女、牲畜。又要掌握既得，又要保卫自己之声名，常因一言不合，一笑不当，一句轻蔑的话触犯他们亲戚朋友，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而成为死对头。写到这里，霍布斯还不肯指斥以上所述之人为坏人，所做之事为坏事。他还在轻描淡写地提出：“如此以统治权凌驾于旁人之上的作法，既为人继续生存之所必需，那就应当听任之”。
可是这侵略性的后果，也临到侵略者自己头上。“如此，人类发现与旁人交结毫无好处，只有无端的苦恼，因为没有什么权力能使所有人驯服畏惧。”
这种想象中的无政府状态，“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仍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因为在这种初民的状态里，公众的权力还没有产生，既无政府，则无法律，既无法治，即谈不上公平。在作战的情形下，只有力量和欺诈才能算数。可是其后果是：“在此条件之下不能产生工业，因为成果无保障，于是世界上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也没有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也没有运输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法产生关于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无美术、无文学、无社会。最可怕的则是无边际的恐惧，和凶死的危险，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龊、粗暴又短暂。”
人类的历史真的经过如此的一个阶段？为什么没有如此的记载？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谓没有掌握霍布斯的用意。他的全盘设计，可以说就是要否定历史经验。17世纪英国的纷乱，归根究底出于社会之进展突出于历史之外，以致无成例可援。国王之作风固然违法，议会里的长老会派和克伦威尔军中的独立派提出的种种办法也缺乏传统习惯之支持。既要再造政治体系之理论，则不妨针对时间，模仿自然科学作社会科学之蓝本。其书之名称为巨灵，虚构之人，可见得他一直以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作论说的根据。霍布斯写作的最大长处，不在其人本主义（humanist）的情景，而是在其提出改造时要求的贯彻到底。他既以人类的自私作政治生活之基点，其负因素也先要负到极端，然后其积极性才明显而有力量。
《巨灵》中提及人民因要避免惨死和无边的恐惧，才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国家与政府。每个公民放弃部分原本的无限自由，所谓国家因此而产生。国家最高主权授予一人或一群人，此即“巨灵”。他（或他们，下同）不是国民公约的签字人，而是执行者。他接受全体人民（只要过半数同意即可）的嘱托，代表他们以集体之性格对付个人。他享受了最高荣誉的头衔，也有无可分割的立法权。他的旨意成为法律，而本身不受法律限制。因为他的任务在于维持治安，所以必须具有判断各事之能力及解释各事之权威。这样的安排一经定妥，即不能更改，而且永远有效。
表面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前后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著书人之古怪性格。霍布斯不顾人之出尔反尔、瞬息变化的个性，而在一个局势飘摇国事没有着落之际硬要把国家社会之组织写成科学，所以《巨灵》每字每句都是坚定的毫不妥协。可是仔细看英文sovereign一字，原来是最高主权人，经他一说起倒成了一个总经理。“他不可能伤害下属之任何人，下属也不当指斥他为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这样的一个最高主权人要不是像日后之英皇、英后，在处理公众之事时丝毫不表现各人个性及本身利益，即像代议政治成熟时之议会，它本身即系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犯其生命财产。作者虽强调国家主权人之意志即成为法律，这却不是说立法可以仓卒为之或恣意为之。他的书中又有一节提及：“民法与自然法（natural law）并非二物，它们不外为同一法律之两个部分。其为成文法者为民法，其不成文者为自然法。”他又写出：“法律颁布于人间，没有旁的用意，只不过限制某些人原始之自由，使他们不伤害旁人，而能互相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句话表示立法总是将一个负因素加诸一个负因素之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如筑堤原为防止河水之泛滥，当然不能随处乱筑。国家最高主权人在人民，授权委托他办事时必早已明了此宗旨。所以他既要防止过度的使用自由，又不能过度的防止。他本人在立法上之自由，乃技术上之自由，他可以在很多细微末节上把规章订好。
国家体制订定之后，不得任意改变，也是基于既称宪法则不得朝令夕改之意。人民有服从最高主权人之义务，后者相对而有保护他们之义务。这保护力量失效之时，也是服从终止之日。如果最高主权人放弃他的政府，也不留下继承人，则国家解散，全民恢复到以前的绝对自由或无政府状态。这样不正常之事当然不能令之经常发生。除了这些条件之外，霍布斯也提出有野心的英雄人物、庞大的专业市镇，和专利铸币也都是国家之虑。所以纵使他书中写下很多绝对而肯定的字语，他政治哲学上的重点仍是放任政策。这一点早经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现代学者写着：“霍布斯轮廓鲜明的个人主义使他的学说成为当日最有革命性的哲学，他之赞成君主制度，不过是表面文章。”
《巨灵》的作者不容许教皇和僧侣与国家最高主权人分权，他指出神权由于人类的迷信，但宗教也不能完全不要，它可以导人为善。只是崇拜的仪式由国家指定，国民在形式上都要依样奉行，他们心目中信与不信，是自己的事。“信心系神之所赐，凡人也无法以赏罚而增益之。”所以霍布斯论宗教时属于“伊拉斯图派”（Erastian），亦即宗教没有本身之价值，教会只替国家服务。
霍布斯是否为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创始者？这也要看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而定。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纯系一种思想上的系统，其范围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像有些学者的主张，资本主义以存积资本为人生之目的，则霍布斯不能为之。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意图乃根据动者恒动的原则，已有一种得陇望蜀之趋势，虽已丰衣足食，仍怕明日衣食之未周，因之才拚命努力，由互相竞争而动手厮杀，以至造成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局面。则他的学说分明在防止这不合理之趋向，而不是鼓励其继续发展。这也就是说他的立场仍是道德和伦理，而非纯粹之经济。
可是我们认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既有思想，也包括一种组织与运动，而且要通过法制，所存资本才能累积。同时私人资本经过如此之安排，在社会产生服务性质（这也是本书采取之观点），则霍布斯有极大的贡献。只是在确定这观点之前，我们务必看清他著书时英国社会的情势，而且把他时人的见解拿来一并分析。
极端派的理论
表面看来，霍布斯之著作包括《巨灵》及《政府论》（DeCive），纯系私人意见。内中虽提及若干历史例证，也是随性所至，其引用心理学部分，也是初次尝试。倘使当日之人未能重视他的才华，霍布斯即无从树立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实际上霍氏并未被忽视。一方面《巨灵》一书中，坚持国王的名位在原始时代已是由人民选举，国家最高主权人不会做错事，纵使犯错也只是对神负责而不对臣下负责。所以在议会派看来，他实在是替专制皇权张目。而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最高主权可以属于一人，也可以属于一群人，而最高主权人不能保护人民之日，也是人民离弃他之时，又像是赞成清教徒的革命，替克伦威尔捧场，因此也不能讨好保皇党。如此一来他两头生事，倒替自己造成一个在学术上孤独的地位。
按其实，当查理一世被弑，克伦威尔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独裁者，而查理二世虽然主持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却发觉王位的意义已非昔比。这些情形表现英国国家体制正在激变，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改变，甚至没有人能掌握这大规模的更革。霍布斯在这国家没有主宰，人情惶惑的时代创造新论，其功用不在当日，而在未来。他在书中制造了一个全能的大怪物，不仅满足个人的幻想，巨灵更可以解释为一个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
据估计，17世纪英国半数以上的男子以当佣工度日，如果将半佣工一并算入，被雇的人可能为全体男子数之2／3。因此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变化至为敏感。斯图亚特王朝对工资及物价的干涉，主旨在防止失业。只是当日法制未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尚未就绪，政府所能控制者尤其有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更可能因干涉而使局势更坏，以致到处失却人心。时人没有历史上的经验，总以为问题可以局部解决。第一次及第二次内战之间，克伦威尔军中已有所谓“均平主义者”（Level－lers）出现。他们散布传单提倡自由平等，着重英国人之人身权利（Englishman’s birthright），要求开放选举。他们的理论则是一个人纵没有身外的财产，他的人身既为生产者，则此人也应当被当作资产者看待。有些均平主义者着重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相同。不过他们又是个人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除了仆役乞丐依人而生存者外，凡人都应有选举权。克伦威尔则以为这种说法和做法，已威胁一般人所谓之资产而严格取缔。全民选举（universal suffrage或universal manhood suffrage）是近世纪的一般趋势。它根据一种民主的原则：大凡一个政府统辖全民，虽被辖者为一夫一妇，也应当由这匹夫匹妇出面承认这统辖之体制。可是在17世纪的英国，经济基层的组织尚未就绪，存积资本尚待展开，民智仍为闭塞，交通通信条件又不具备。此时即倡言一个赤裸裸的人体在社会上应享有某种权利，纵在哲学上和人道主义上言之合理，其在代议政治的程序中却难融洽。所以也难怪克伦威尔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同时我们亦可看出，一种政治思想能否被接受，其本身好坏不说，时机（timing）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较均平主义者更激进者为“掘地者”（Diggers）。这名词起于1649年，当时有主张全部废止私人财产者，其人数不多，大概只数十或百人，聚集在伦敦之南的塞瑞（Surrey）擅自发掘公地，播种作物，准备经营一年，以收获接济贫民，并且声称，这运动一展开，必会将全部英国土地做得无法私有。掘地者不久即为当地军警和地主人众驱逐，以后也未再生事端，只是他们的文字已广泛流传。其中有一小册子称：“不应当有领主或地主站在旁人之头上。世间应为全人类之男儿女儿而存在，使他们自由而生存。”因之掘地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munists）。他们的思想来源不出自现代经济，而出自圣经。他们的宗旨不仅过激，而且带着乌托邦思想。个人财产权固然足以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也足以沦为弱肉强食的工具，可是国家与社会之管制又无所凭籍来否定它。英国在17世纪中期已有如是过激派出现，并非此等人士带有远见，而只表现封建制度崩溃已久，当中一个青黄不接之时代延续了两三个世纪，至此已山穷水尽。英国之输出大宗为羊毛，与农业攸关，有时也由外输入谷物，因之更受国际性的经济力量激荡，如此不安的局面迫使当日知识分子四处寻觅新途径。可是右派加强宗教力量和提倡君权神授等等说法既已搁浅，而左派之全民平等废止私人财产又不切实际，则历史上之资本主义的来临，已经在客观上具备了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除非国家与社会都采取一种较坚韧之组织，否则不能产生适时应变的能力，去对付一个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力量。这种组织基于内中各种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前已言之。要使其如此，则不能再放弃私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