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③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和古之圣贤钦慕者,关公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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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② 转引自黄清龙:《大清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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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能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勉。”①尽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②他对他的学生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③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他教导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员,要有“数”的观念,注重时间和空间。蒋介石甚至不厌其烦地叮嘱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态度、精神和气概”,④然而,他的军队——有文化、有仪容的军官率领的国民党军最终却战胜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组成的解放军。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⑤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⑥。应该说,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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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牵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77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0页。
③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匆稿》卷五(下),第669页。
⑤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0页;另见《蒋经国自述》,第299—300页。
⑥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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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①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②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③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④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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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94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页。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合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印行,第141页。
④ 余英时:《序》,《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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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闻。①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②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④。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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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③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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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①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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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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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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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①
我听说“大学服务中心”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研究生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类书,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送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图书收藏和研究机构,据说那是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60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多少有些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大学服务中心”不同寻常。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突然生动具体起来了,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 李比特是法属留尼汪人,当时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在南大“中美中心”由我指导作“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告诉我,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每次都要待三周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大。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她英文很好,非常了解学界的情况和学者的需要,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我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中心”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结识了熊景明(她就是Jean)、关信基教授,还认识了郭小姐、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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