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④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⑤。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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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部参考》第78号，1953年4月7日，第134一135页。
②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1957年9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④ 卢陆胜：《忆峥晚岁月》，自印本，2002年5月，第48页。
⑤ 《交通部党组关于交通系统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意见向中央报告》，1955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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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①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②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③
（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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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1957年9月8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② 《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挤形势的报告》，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901。
③ 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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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权。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农药DDT自杀的。①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②，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50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③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 ④
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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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11页。
② 《内部参考》第276号，1950年11月23日，第107一l08页。
③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第218页。
④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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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 ①。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②。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80％③。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④。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⑤。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⑥。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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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部参考》第191期，1955年8月22日，第171页。
② 陈星：《风雪人生》，第66—67页。
③ 《内部参考》第178期，1955年8月2日，第14页。
④ 《内部参考》第66号，1953年3月24日，第573—574页；《内部参考》1953年4月30日，第98号，第590一591页。
⑤ 《二十一年》，第6页。
⑥ 和风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修订版），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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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的右派分子”。 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十五六岁的8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9月才获释。②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③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④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⑤
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 ⑥回忆录作者只要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 ⑦，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 ⑧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 ⑨。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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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陆胜：《忆峥嵘岁月》，自印本．第52—53页。
② 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喊一两声》，自印本，第36页。
③④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34—35、65页。
⑤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第233——234 ；、243页。
⑥ 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19页。
⑦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47页。⑩
⑧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第111页。
⑨ 章正邦；《如歌岁月》，第46页。
⑩ 李泥：《历史伤口》，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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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3级，1957后降为6级；
罗隆基：原4级，1957后降为9级；
章乃器：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云：原2级，1957后降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