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③。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④。1964年末，他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⑤。现在他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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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② 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3页。
③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0页。
④ 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33页。
⑤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8页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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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①，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②。在毛泽东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③）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④，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泽东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泽东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少奇等的一种愤怒。毛泽东不仅精神旺盛，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⑤。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他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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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② 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180页。
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④ 1966年4月28、2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70页。
⑤ 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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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①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②，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③，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④。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少奇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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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②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③ 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1833页。
④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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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①。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张，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②，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泽东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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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② 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9页。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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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他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泽东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思索。
毛泽东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泽东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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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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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①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20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20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②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③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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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版；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