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早年留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的朱瑞，奉命随徐向前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39年的山东局面与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然而，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手中必须有军队，尤其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主力部队，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入鲁的时间较晚。1938年春，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求派红军干部入鲁，以整训、壮大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红军将领张经武率一批长征干部随黎玉返回山东，不久就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而在这年的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的一个主力团与师部机关已陆续进入鲁西。
这样，中共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抗战新局面随之打开。革命在大步前进，行进中的步伐凌乱就被掩盖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的命令被无形取消。原由朱瑞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1940年被撤销番号，改由山东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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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老照片》第8辑，1998年；《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党史博览》2002年第10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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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指挥所属部队。1940年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唯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予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1940年，1941年后，日寇频繁进攻根据地，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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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4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山东阶段的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也有不成熟的方面——身上还保留一些书生气。朱瑞善于作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少奇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9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两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陈毅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的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当然，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还源于各种复杂微妙因素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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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泽东的经历，在遥远的莫斯科，朱瑞虽时时思念祖国的革命，但未能亲身参加开创井冈山，进军赣南的战斗……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泽东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他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对朱瑞而言，这是无法弥补的历史的遗憾。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一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赶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渴望再赴战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抗战期间，受客观的游击战争性质的限制，延安炮校局促于延安远郊，长期进行训练、生产。在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炮校的多数同志因知识分子出身而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把炮校恢复，继而赶赴东北战场，这实非易事。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为林彪麾下的炮兵司令员，且还不是直接带兵之人（当年，在干部心理上，都向往直接带兵，对技术兵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朱瑞的领导下，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3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渴望战斗，而不耐烦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吧。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
是年，朱瑞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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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①
首先感谢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王雁（沙飞之女）和会务组周到的接待。我对沙飞的摄影思想不熟悉，但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里面再看他的作品，我也还有一些感想。我知道沙飞这个名字比较迟，虽然比较早就看到沙飞的作品，其中一张就是《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但是这些照片都没有署名，不知道是沙飞拍的。80年代中期我知道沙飞了，对他的结局感到很惋惜，但对他的事情还是了解不多。我对沙飞熟悉起来是到21世纪了，前几年，小彦、冯原，我们一起到珠三角去，在开平，他们两位给我介绍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司徒家族，他们也谈到沙飞。随后杨小彦送给我一本《沙飞摄影全集》。经过杨小彦和冯原的介绍，我又翻开了那本厚厚的《沙飞摄影全集》，我脑海中的沙飞影像就逐渐清晰起来了，似乎有一根线把我去过的延安和我从来没有去过，但在我脑海里有一种想象的晋察冀边区联系在一起了，让我对沙飞有了一些感想，今天我谈几点。
我对沙飞的基本看法是沙飞一生有两个高峰，成就了他非常杰出的、极具鲜明个性的左翼艺术家的事业。我先说一个看法，我认为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左翼和组织化的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左翼可以革命，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书院里的左翼”，20世纪30年代的李达等人，他们都是左翼，可是他们大多不跟中共发生组织联系，他们是“一个人的左翼”或者叫“个体左翼”。
左翼不一定革命，但是革命一定是左翼的。左翼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革命则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沙飞的第一段阶段是1936—1937年，我称之为沙飞的“个人化左翼”的阶段，这个时期沙飞的作品，刚才几位先生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鲁迅，再一个是他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对底层的关注。1936年8—11月，这对沙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到了上海和鲁迅接触，拍了一组关于鲁迅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来，沙飞非常敬仰鲁迅，这组照片完美地表达了沙飞对鲁迅的尊崇。到了1937年，沙飞还有一些关注底层的照片，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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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5日）已收入《战争、苦难、与知识分子的视觉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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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觉得这种关注还没有到尖锐化或者直白化的程度，也就是他的这个左翼还是一种温和性的左翼。
从这个时期沙飞的代表性作品《老国民》、《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在缝衣服等影像，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生活，或者是一般性的人道主义。这种一般性的人道主义实际就是“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关注底层、关注社会，这些主题从“五四”就出现了，比如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是有区别的，激进左翼有一些重要的标志，首先要反映底层的苦难，再一个要反映底层的反抗。这两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左翼最鲜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展示底层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点，作为一种整体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艺术是集团化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1930年成立的左联，有左翼文学、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音乐、左翼新闻等等八大类，全都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沙飞显然不在这个左翼组织化的队伍中间。他参加的“黑白社”跟左联完全没有关系。我还要补充，这个时期的左翼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一定要直白地表达对“伟大苏俄”的向往，热爱苏俄，向往苏俄，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艺术的特征。可是反观这个时期的沙飞，他的作品里没有这个主题。他就是个人化的左翼，或者叫温和左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左翼和中共是画等号的，离开中共就没有左翼。但事实上，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在中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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