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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②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③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④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⑥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⑦ 《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⑧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⑨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⑩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⑾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⑿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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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①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②
（三）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③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民众已视“本党的宣传，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虽然“我们所唱的口号”“极其漂亮”，“但所见所为事事相反”，所以全国民众“对于本党当然有了仇恨心理”。④ “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无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入”，“各地民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党外洁身自爱的青年皆以入党为可耻、为畏途”，“至视党部为万恶之渊薮”。孙科斥蒋，“简直把本党先烈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民众同情都摧毁完了”， ⑤声称：“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敌”。⑥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而痛心疾首。在宁粤分裂期间，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全部释放出来。他用了许多诸如“专制魔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等词形容蒋介石。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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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②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③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④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⑥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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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传染甚速的疫鼠”，呼吁全国“急扑杀之”。①虽然孙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然而这只是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孙科的温和改良主义和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并不能使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孙科在鼓吹反蒋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孙科鼓吹粤方“非常会议”的使命，“头一个是倒蒋，第二个是剿共”。②他认为，“欲求中国和平统一，必先倒蒋”，“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兴”，“端在打倒蒋中正”。蒋若不倒，“全国皆亡不可”。但是，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同指为“和平统一”的障碍，而提出“讨蒋必剿共、剿共必讨蒋”的口号。③他声称，“救中国、求和平、求统一、从事革命建设”，非把“倒蒋”、“剿共”并行，“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孙科站在反共立场指责“蒋是造成共产党的罪魁”，④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再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⑤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1、以“分权代替集权”，促成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孙科把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膨胀的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党权的衰落，因而竭力主张“把党权恢复起来”。他提出，为了“坚固同志的团结”，防止有人包办党务，必须“把政府与党部关系划清”，“将治权整个地归之于政府”，使“各级党部纯粹居于指导监督者地位”。⑥孙科认为，如此才“不仅可以推倒今日之蒋中正，而且可以抑制来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生”，使全党“跟着三民主义走”。⑦
2、鼓吹推行地方自治
孙科认为，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训政时期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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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②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③ 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④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⑤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⑥ 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⑦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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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它的目标不仅在于“训练”掌握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是达到民生主义、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流毒造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异常薄弱”而“因噎废食”。他鼓吹国民党应象“‘保姆’教儿童走路一样”，“对人民加以指导训练”，“培养”人民具有完成地方自治所必须的“心理基础”、“人才基础”、“教育基础”、“伦理基础”。他鼓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民党除了在农村加紧“修筑道路”，还必须推广“识字运动”，使人民能够了解法令文告，改变“少数土豪劣绅”对基层政权的“把持操纵”的局面。在孙科眼中，只要采取这些改良主义的方法，不仅国民党统治基础可以得到巩固，而且中国“很容易的就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成绩”。①
3、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
孙科鼓吹，为了改变“青白旗之势力日蹙一日”的局面，②“挽回本党已失去之信仰”，国民党必须设法“改良人民地位，增加人民福利”。他声称，国民党“不是少数人的党，而是全国人民的党”，要求国民党员“千万不要向人民作福作威”，务必使“人民对党发生好感，不要使他们以为本党是特殊阶级”。③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对蒋介石的“党专政”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幻想通过提高党权、抑制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调节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主张采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缓和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尖锐对立。于是他只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去反对同样扛着孙中山旗帜的蒋介石。然而，在不根本改变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前提下，无论谁鼓吹“以党治国”，都不能挽回国民党在人民中早已丧失的声誉，也不可能使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真正得到缓和。
国共分裂后，孙科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蒋介石一意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使国民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引起孙科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孙科由于长期受到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企望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家的各项建设，但是在蒋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建设不仅无从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却日甚一日，这又和孙科所主张的用经济建设防范共产主义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反共方法上，孙科虽曾同意用军事力量反共，但却更强调采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以和共产党对抗。虽然孙科在思想上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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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地方自治的基础》，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期。
② 《孙科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方）的开幕词》（1931年11月18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2期。
③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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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严重分歧并发展到政治上的公开对立，但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双方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因此，一旦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蒋就完全有可能在共同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各自作出一定的妥协，重新开始政治上的合作。1931年底宁粤对立结束，孙科返回南京。1933年，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新一轮的孙蒋合作又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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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①
《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②《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③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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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②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
③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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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①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②孙科作为粤方代表参加了在沪举行的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在会上第一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