⑿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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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认识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以为共和从此告成，革命的事业也从此完结”。致使“从前那种革命的热情便渐渐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增长”。①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心理，强调指出，“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极大势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众作战，是到底要失败的”②。他还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以“中国政治腐败”为借口，拒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指出“中国政治之黑暗，经济之破产，完全是受不平等条约之赐”，他大声疾呼：“本党的第一个革命政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现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与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中国目前最急要实现的一件事”。③
如上所述，孙科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在武汉时期的初、中阶段表现出的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姿态。孙科的这种态度，促成了他在武汉政府时期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孙科政治言论的激进色彩，不仅使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很高声誉，并且还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曾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④。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治上的严重弱点，被他激昂的调子给掩盖住了，孙科成了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风云一时的人物。
三、从左派阵营又转到右派阵营
1927年1月至5月，是孙科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孙科开口“农工政策”、闭口“反帝革命”。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在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孙科的左倾色彩迅速消退。转眼间，孙科成为武汉政府内责难农工运动，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科和汪精卫、徐谦等武汉政府“左派”领袖，同时面临着两种困局。孙科等既担忧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将“危及”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同时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威胁他们的权力基础。在这两种矛盾中，孙科因为处处维护国民党领导权，所以和共产党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政府后期，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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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③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2、25页。
④ 陈独秀：《革命与民众》，载《向导》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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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急转直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武汉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具体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又交织在一起，给孙科的反共提供了借口。孙科把当时的这种严重局势归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尤其集中指责湖南农运的“不合理的幼稚病”①。他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大加赞赏，说对事变，“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②，这时孙科在工农运动方面的调子，已前后判若两人，他已完全站到了与工农相对立的立场。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加速了孙科的动摇，对其一步步滑向反动阵营起了催化作用。促成孙科向右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三大政策已产生怀疑。他认为三大政策的执行，已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孙科一向力主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国民党。孙科处于反蒋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1927年5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③，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④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⑤。1927年6月11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7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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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革命政府最近两月的经过》（1927年6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73页。
② 《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344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133页。
④ 《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3页。
⑤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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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汪在会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报告，孙科对此报告极力赞成。7月20日，孙科呼吁和南京政府合流，并作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参加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孙科以其反共态度，表明他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尽管孙科声称“不愿向右转”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事实上，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①而转到了右派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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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old。R。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9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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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①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作为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孙科，在步蒋介石后尘走上公开反共道路后，仍然位居国民党非主流派的地位。为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权力，从1927年到1931年，孙科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呼吁“再造”国民党和高唱“以党治国”，就是他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诉求。伴随着孙科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分裂到合作，从再分裂到再合作的戏剧性的变化。孙科的上述言论与行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民党内部政见分歧与权力消长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孙科作为一个温和改良派在国民党主流派强势压力下的脆弱性。
一、孙科与《再造旬刊》
《再造旬刊》是一份得到孙科与胡汉民支持、由一批青年国民党员于1928—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政论刊物。它集中反映了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孙科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占据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斗愈演愈烈。此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潮开始逐步蔓延，而这种思潮又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步产生了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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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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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之为“再造派”。
《再造旬刊》是孙科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遭到失败的背景下创刊的。1927年“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立刻消除。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力量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有利地位，孙科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积极奔走于宁、汉、沪之间。经过孙科的斡旋，并在孙的提议下，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9月17日，新的国民政府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天，国民党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特委会”是国民党内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原武汉方面的谭延辏А⑺锟莆行模谂懦饬私槭崃送艟馈昂戏ā绷煨涞匚缓蠼岢傻囊桓霾晃裙痰牧稀Ｒ虼耍疤匚帷痹獾搅私槭⑼艟赖牡种坪头炊浴�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结束了3个月的下野生活，自日本返回。为了达到复职和全面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他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决定取消“特委会”，以扫清复职的障碍。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沪举行。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特委会”正式宣告结束。由蒋介石操纵所通过的这些决定，对“特委会”主要策划者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192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再次改组，蒋介石安排宋子文代替孙科出任财政部长，孙科仅担任一个新成立的、空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虚职。对此，孙科拒不受命，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抗议。
1928年1月25日，孙科、傅秉常与也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胡汉民、伍朝枢等，以赴欧考察为由，结伴自上海乘船西行。在孙、胡临行前，他们曾要求当时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拨出一笔经费给孙、胡的追随者在沪创办一个杂志，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造旬刊》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
《再造旬刊》系统地反映了孙科走“第三条道路”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当国民党统治集团陶醉在“胜利”的狂欢时，孙科和“再造派”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危机。他们提出“再造”国民党的口号，试图以此为国民党开辟一条“新路”。孙科和“再造派”在《再造旬刊》上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造成“全党大失信仰于国人”。①“再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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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八十述略》，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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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原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现实却是“冰冷、黑暗”，“阴沉沉死灰一片”。 ①“再造派”开始认识到，“所谓‘统一’无非是维持暂时的均势”，②他们批评“党的领袖”为了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只顾忙于争执法统，把所有的精神都移来对内，造成国民党内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趋势。党的领袖以“是不是我的嫡系”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一般党员“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则依草附木，各树派别，作党内斗争之工具”。这样，在国民党内“只剩下一群混水摸鱼的人兴高采烈”。③对此孙科大为不满，他惊呼，国民党已“危机四伏，在在堪虞”，他慨叹由于党的腐败，社会动荡加剧，产生种种“可怖的现象”，致使“民生凋敝，人心骚动”，“失业青年之充塞于社会，饥饿农民之遍布各省”。④“在革命力量未到长江一带的时候，长江人民无不大旱云霓般的仰望；现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近一年了，人民对党的政治逐渐由失望而冷淡——他们觉得革命政治的西洋镜拆穿了，任凭你建设呀，北伐呀，他们都觉得漠不关心”。⑤
第二，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使国民党“生命力已经将迫中断”。⑥孙科和“再造派”自视为国民党党权的化身，把造成“党国的忧患已达到极点”的原因归结于“党的制度既不集权又不民主”。⑦所谓“不集权”，指党权操纵于军权之下；所谓“不民主”，蒋介石手握兵符一人独裁也。孙科和“再造派”批评蒋介石迷信“军事万能”，以手中掌握的军队，操纵党务，以派办党，“把以前对敌人之方法在党内运用来取得党权”。⑧“他想从‘我’或‘我们’用力把‘非我’和‘非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由‘我’、‘我们’做党的重心”。“谁不赞助‘我’、‘我们’，就认为他是破坏革命力量之集中，当他反革命不可”。⑨孙科和“再造派”指责蒋介石的独裁已造成党权衰落的严重恶果。“国民党不但没有控制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反时常受到军事政治的转移，政治军事既失去党的统驭……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