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 命 年 代
高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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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碌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问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守着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己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驶去的年代。
——高华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218…06194…8
9 787218061948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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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年代/高华著.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
(新史学丛书)
ISBN 978…7 …218…06194…8
Ⅰ.革… Ⅱ.高… Ⅲ.中国一现代史一文集 Ⅳ。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453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余小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x 1092毫米 l/l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445千
版 次 2010年l月第l版 2010年l月第l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 …218…06194…8
定 价 38 。 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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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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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自己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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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①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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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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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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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10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