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的事，我做主，不要你们管我的事。”这声音，在那个封建社会，那个封建家族里，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次婚姻自由的革命。
自那以后，母亲父亲的交往越来越多，他们相识相爱，心心相印，在家族指责谩骂、抄家，众人议论不解中，他们冲破层层枷锁，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国三十年代婚姻自由的先行者，成为中国小脚女人冲坡封建礼制的典范。
父亲和母亲自由结合后，赵家一度闹得厉害，扬言要把母亲处死，由于父亲当时为人正直，感动了当地有权势和有名望的毛全翙和毛全福，由他们出面说服赵开春和赵氏家族，承认她们的自由婚姻。不久我的母亲怀了二哥。
母亲父亲结合后，赵开春仍不罢休，又在大哥赵教文的归属上做文章，他说“赵教文是赵家人。”硬是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哥哥，送到了云镇古道沟赵善强家里。哥哥到了古道沟，8岁开始给一个叫申光明的家里放了一年牛，后来又给曹述元放了两年牛。每年挣两匹布，全交给了叔叔赵善强。放牛时别人下雨向家里跑，哥哥下雨时向山上跑去赶牛，那时每天放牛还要背一挎篮猪草或者干柴，如果不背回东西，就给哥哥吃冷饭。小小年纪无鞋穿，上山时赤着脚。脚上长了厚厚茧子，连毛栗壳踩上去都不知道痛。
1938年11月26日，赵开春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大哥赵教文，当时正直母亲怀二哥临产，母亲顾不得自己的身体，满含热泪撵着大哥；大声哭叫着；向北羊山痛诉着这骨肉的离别。由于过度悲伤，回来的路上，在距吊楼子家里还有半里的地方；在一个大石旁生下了二哥，后来我的父亲从西口赶集回来，碰到母亲生了孩子，就把孩子用布一包，放在筐子里挑着，拉着母亲回到核桃树坪吊楼子家里。
泰山庙前的瓦屋
母亲生二哥坐月子时，父亲才租了泰山庙所属的两间瓦屋。
泰山庙，位于干沟中部，坐东向西，有大殿、二殿，南北侧殿。大殿里塑有玉皇大帝，诸位尊神。院落有古柏，整个庙宇修建在用青石砌成的一丈多高的石坎上，周围柏树成荫。土改前，当时西口的学生以破除迷信为由，拆除了神像，这儿改成干沟乡公所。后来又改成干沟小学。
我家租住的两间瓦房，就在当时泰山庙左前方百余米处，属泰山庙房产，座西南，面东北，依山而建。后面是北羊山的主峰。瓦屋右下砍有水井，左上坡不远处有天坑。门前有两块较大的平地，平地里的直角小路通向泰山庙。正对泰山庙的是一个石坎砌成戏台子。
1941年6月2日，我在那两间瓦屋出世，在那里渡过了七岁童年。1944年4月5日，我的四弟耿兴彦在这里降生，1946年我的妹妹金凤（大名耿兴芳）也在这儿出生。
在泰山庙瓦屋居住，是我父亲和母亲新生活的转折，是在干沟诸户中兴起的又一户兴旺人家。父亲货郎担的生易越来越好，后来从关中接来了我父亲的二叔耿廷奎。二爷一辈子未婚，记得他对我们兄弟很喜爱，我们常被他举在肩上到处玩耍。
岩屋洞
岩屋洞在干沟口下面，蒿壇子东面山岩上，高出河道三十余米，是一个进身二十余米的山洞。
2005年4月11日。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胡万成同志陪我到干沟，参观了水峡风景村后，在毛浓丹家吃饭，毛浓丹的母亲说浓丹的继父徐唐成曾经说过，我的父母曾经住过岩屋洞，发现这个新线索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道我是从岩屋洞走来，这白毛女住的地方，我父母也住过？但根据当时我母亲前夫被杀，我父亲逃荒陕南遇到母亲的苦难经历，我认为大有可能。在无依无靠，他们都在穷困撂倒的情况下，相依相爱，很有可能被赵家赶出住在这里。
送走胡万城书记，4月12日我又返回甘沟，在当地调查了81岁的吴周吉、86岁的樊月金，据他们说我父母没有在岩屋洞住过，第三天下午，我又同儿时同学毛仪恋、毛仪鸳前往三十余里外的毛家沟、水峡调查，据说，肯定有姓耿的在岩屋洞住过。说是叫耿廷碌。这时我慌然大悟，那些年代，跟我父亲到干沟作生意的有白鹿塬我们村上的耿胡陆，（大名耿廷碌），如果他在那里住过，我父亲就是住的次数不多，时间不长，肯定也在那里住过。因为那里是货郎作生意去四峡口必经之路，洞在路旁山岩三十米处，路也好走，当地人躲反常成群结队在那洞里居住，那个不用掏钱的“宾馆”，住一住不是也挺好吗？
带着崇敬的心情，2005年4月14日，由当地书画艺术家毛浓丹陪同，我探访了岩屋洞。
岩屋洞，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洞口用大石砌墙，洞宽约8米，深约20余米，高约十几米，成牛角状，里小外大，洞的左侧和正前有1。5米高的石台，上面平整，像一个弧形的圆炕，能睡十几个人，右面靠岩壁处，是生火做饭的地方。顶上溶洞的钟乳石倒挂，千奇百怪。站在洞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现住北京的我，父辈曾住此洞，曾在猿人住的环境里创家立业。曾在这儿把我托向高处，送往峰端。望着这洞，我心酸了，落泪了，父亲啊父亲，你奔波一生，怎么把这样的苦难曾未讲给我听。
我站在洞内，久久不愿离去，这儿曾住过的先民，这儿曾住过的父辈，我记着你们人生坎坷的路，记着你们创业的艰辛。
在洞口，我看到了水峡居民的新居，看到了镇安的变化，看到了古都西安的兴盛，看到了北京奥运村旁我居住的高楼耸立。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崭新的世界。
偶遇奶妈
在北羊山甘沟的采访中，遇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花白的头发下，映射着一幅略代红润的脸膛。眼睛很显然模糊不清了。
她从两间瓦屋的高坎上下来，似乎对我很熟：“你是丛娃吧！你是丛娃吧”。我的小名叫丛林，母亲和当地老人为了好叫，都叫我丛娃。“你上一次回来，我就要去看你，但我去时，说你已经走了，我好失悔啊（后悔的意思）。”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向母亲见到儿子一样。
不一会，旁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小时，她还给你喂过奶。”
我大吃一惊，真有此事吗？我旁边的几位儿时好友解释说：“这是真的，那时你一岁多，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不久，那时你妈身体不好，奶不够吃，你又很瘦，你妈就抱着你到她怀里吃奶。”
我算了一下，她比我只大17，那么说，她17岁就有了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义，但在那个时代，又算不了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有病，我又是个依恋母亲的孩子，总想吃奶。为了给我断奶，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我曾叼着外婆那干痹的奶吃个不停。
母亲50年前离开这里，未曾提及，1996年去世，无法对证。今天看来，甘沟的乡亲们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母乳曾哺育我的这位老人。我理当报恩。
我扶着她，走向她的家里。她淘淘不绝地问着我家的情况，问着我父母的情况……。
我为老人拍了标准照片，并与她合影留念。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她无论如何不要。她说：“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面，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给我喂过奶，你是奶娘，我这只是表达一点心意，但恩是报答不完的。”说后她留了下来。
临走那天，我去向她告别，她已在路边的田地里点种玉米，我看着她那饱受苍桑的神态，粗糙的双手，八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不仅一阵心酸。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还会来看她。
我放开了她那粗糙的双手，向远方迈步。她在向我招手，我几次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告别。
再见了！曾用年轻乳汁哺育过我的深山奶妈。
再见了！北羊山名叫刘初礼的老人。
土地
土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属私有制，中国的少数人，占有着中国的大量土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深得人心。
土地，在旧社会，是祖业，是家产，是穷富之分的界限，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没有地就得受剥削压迫，就得当佃农，当长工。祖祖辈辈就得受穷。因而那时，中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一生。
我的祖父，在长安白鹿塬，只有九分地和三间“半边盖”的厦子房。传给我父亲的就这点家产。九分地那时要养曾祖母、祖母、爷爷、二爷、父亲和两个姑姑，是不可能的。因而父亲自民国十八年逃荒，研肩磨担，靠着一双肩膀，一根扁担，为我家在关中白鹿塬买了十八亩地，在陕南甘沟买了半边山坡。
白鹿塬的十八亩地，是他经过近15年的奋斗，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现大洋购得的。
他在关中购地时，已是1949年至1952年的事了，记得1953年，我父亲已在关中买了一头牛，准备弃商从农，过一过“十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记得那时有地三块：一块在南岸湾，在北桑村的东南面，东西走向，很长很长，宽度也不过六、七米。还有一块在八里坟，在村的正南面一个土坎上，方方正的。还有一块在村官路南面的土壕上。
为了这十八亩地，父亲奋斗了半生。到1956年合作化以前，我们家每年卖购粮，交公粮已经是用大车拉了，那几年，可以说我家真正过了几年丰衣走食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解放后买的地，土改时定成份还定成了一个中农。五、六年后又拉牛交农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大锅饭吃着，但日子每况於下，农民越来越苦。
陕南北年山干沟兰草凹的那块山地，我只知道上齐猪头石，下至河道，东至山梁分水岭，西至小河沟。总共有多少亩，说不清，反正是沟沟砍砍的乱石窝，下边有几块较大的慢坡地。
那一面山坡地，是父亲用60匹布，从一个叫冯万忠的手里买的。听说冯万忠欠别人的钱，等着用钱，就卖掉了他的祖业。父亲买这块地，一则我母亲是陕南人，她一时不想回关中，二则为拴住我的大哥赵教文，作为继父的我的父亲，为母亲前房儿子购买一块地，为他留下一份家产，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也是父亲为人正直厚道的品格体现。
我家购了兰草凹那块山地后，卖地的冯万忠曾不愿离开那里，还想在那里种地，1949年，我和母亲、妹妹回到陕南时，冯万忠已叫了他们的亲戚在那里开始种地了。母亲为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土地，曾于冯万忠等几个男人开展了一场夺地的生死较量，冯万忠仗着男人势众，母亲则以一个妇人的胆识与泼辣，与冯家大打出手。母亲打不过他们，就在茅坑里灌了一尿桶稀屎，在那些男人中抡来打去。结果，母亲胜了，那些男人们跑了。
自那些后，母亲开始雇人种地，雇人开荒，我们也搬到了那块山坡地的两间茅屋。
冯万忠失去了土地，气地得了精神病，在一个屋子里打打闹闹。他的一个儿子叫灯娃子，有点小偷小摸行为，结果叫一些学生用黄豆挤压耳朵，赶出校门。后来冯万忠一家住到了没人住的阴坡堖上。我这一次到干沟，听说这一家人已没有了。
土地，谁拥有了它，谁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了它，谁就没有了一切。我父亲在陕南北羊山买了那块山地，随着1956年我全家迁往关中，那块山地合作化时，也就随之归了集体。
记得1991年父亲来到北京，有一次我曾讽刺他一辈子没有给后人留下家业。父亲当时看着我，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80多岁的父亲，曾用他双肩为我们置下的土地，因为社会的变革而归于集体，但父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给我们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一笔财富，他比土地更重要，比金钱更宝贵。
走向长安
1947年12月27日，（民国三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在兵慌马乱中，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妹妹金凤，还有二哥的岳母毛全香、未婚妻候安琴及候安域、候安香、候安霞。两家人在漆黑的夜晚，打着灯笼，从干沟出发了，离别故乡，走向长安。走的原因是那里开始了打仗，目的地是关中长安白鹿塬北桑村。
漆黑的夜里，父亲领着这群男女老幼，急冲冲的向西前进，父亲的担子上挑着两个孩子，我的妹妹金凤和候安域的小妹妹霞。那个时候，没有公路，路都是人踩出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母亲和毛全香都是小脚女人，也不知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天亮时分赶到了西口。后来的路线是经铁厂、铁炉沟、宽坪、凤镇、马儿峡、蔡玉窑、沙沟岭、安沟、秦岭、汤浴、魏家寨、上原到南桑村至北桑村。记得在两叉河，八路军和国民党保家部队还打过一仗，我们住在一个木板门的客店里，早晨听到枪响，老百姓不许开门，当我在门缝里向外看时，看到一个人搜另一个人的身，看来那是八路军逮住的保家队员。那一仗在两面山头打了两个多小时，八路军取得了胜利。
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记不清在路上受了多少难，六岁半的我一双小腿，跟随母亲的一双小脚，翻越崇山峻岭，回到了父亲祖籍长安。在我们一行九人中，毛全香的小女儿安霞，由于路途的艰难与恶劣环境折磨，到了北桑村的第三天，就死在了白鹿塬。
1949年6月，我又同父母、妹妹回到了干沟，开始住在亲戚候家，后来又住到樊家冲小舅家，在那里渡过了一个饥荒的春天，吃过神仙叶、观音土、榆树皮。1950年我住到了干沟泰山庙左前方的两间草屋，那一年我9岁开始上学，第一任老师叫吴周德，他是个教私塾的老先生，第二任老师叫石显豪，第三任老师叫徐唐尧，我每一次到镇安都要去看他。
1951年父亲买了兰草凹半坡山地，从那以后，我家在陕南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两间草屋。后来父亲把在云镇放牛的哥哥接回家里，叫他也在泰山庙上学，兰草凹的山地，父亲是买给赵教文哥哥的，为了留住地，还给他取了个童养媳。哥哥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1952年又回到云镇叔叔家。1949年5月17日，母亲在干沟兰草凹的草屋里，生了弟弟耿兴宽，1953年母亲又生了最小的一个弟弟，但不足两岁就死了，后来又抱养了妹妹耿彩娥。
我是1953年初离开甘沟的，自那以后再未回过。直至参军、转业到北京工作后，1986年以红旗杂志社记者的身份到镇安县采访，到了我的出生地北羊山，我的故居甘沟。
1954年我的妹妹耿金凤，因缺医少药在兰草凹病世，时年9岁。1955年我的一个小弟弟在兰草凹夭折，1956年我父母丢下兰草凹的那块土地，告别妹妹英灵，告别故居，告别亲友，告别干沟、告别北羊山，定居于长安白鹿塬。
2003年9月，我到镇安做旅游资源调查，拜托少时好友，在北羊山下妹妹的坟前，竖起一块碑文，叙述了我一家人与北羊山的亲缘与情谊。2005年清明，我带着一束鲜花，来到北羊山下，来到干沟，来到兰草凹，来到妹妹的坟前。把它献给这山，献给这地，献给这里的亲人。临别那天，我再次到这个山凹，坐在妹妹的坟台上，久久地，久久回忆着那过去的事情。
北羊山，有太多的记忆，北羊山，有太多的伤感。北羊山人民哺育了我，我永远记住这块土地，永远记住这里的人民。
（2005年4月21日至24日写于镇安县城赵教文哥哥和侄女赵红霞家里，5月3日至6日改于北京西山）
年 娃
年娃
耿兴余
听弟弟说年娃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他就死了呢？他比我还小一岁呢？
人生下来，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