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缉拿。
征和三年（前90），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轮台悔过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征和四年（前89），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30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第二部分汉武帝的茂陵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继承人了。后元元年（前88）七月，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仅20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举让朝野臣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马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后元二年（前87）二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dī）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太子刘弗陵即位，他就是汉昭帝。
刘彻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彻，字通，曾用名：刘彘出生：景帝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属相：（又鸟）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
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
庙号：世宗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母亲：王娡，后封为皇后
初婚：16岁配偶：8人，皇后2人：陈阿娇、卫子夫
子女：6子，5女继位人：刘弗陵（昭帝）
最得意：漠北之战大捷最失意：求仙落空
最不幸：嫁女于栾大最痛心：巫蛊之祸
最擅长：开疆拓土
第二部分元帝刘姡В�1）
汉元帝刘姡谡训墼搅辏ㄇ�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姡П涣⑽印；屏辏ㄇ�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姡爸止惴海ā洞呵铩贰ⅰ妒贰ⅰ渡惺椤贰ⅰ独瘛贰ⅰ堵塾铩返取Ｔ鄣木ЧΦ祝唤鲈豆烁福褪窃谖骱阂淮械弁踔校部晌绞浊恢浮！ �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第二部分元帝刘姡В�2）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姡�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姡Ф源耸窒嘈牛蚨叱杉玻泼撇焕郑阉屑ф季苤磐狻！ �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姡ё栽裰幸庵恕Ｕ馐绷鯅＇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姡У糜鐾跽渴襞既弧５牵挥信既痪兔挥欣罚庖荒欢酝跽患液臀骱和醭际鹿刂卮蟆９赜谕跽捌浼易辶舸录刚略傧晔觥！ �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西汉青铜釜甑
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