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赵娆（ｒáｏ）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
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汉代带罩铜灯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部分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2）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
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第三部分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光和七年”款错金铁书刀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wòchuò）之事在这里都出现了。
裸游馆中平三年（186），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千间裸游馆。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这里luoti（被禁止）游玩，他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宫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luoti（被禁止）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荷花莲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宫女年纪都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有时灵帝也同她们一同裸游。
流香渠灵帝与宫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饮酒作乐，经常通宵达旦。西域进献了茵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又鸟）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又鸟）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又鸟）。每当灵帝在醉梦中醒不过来时，内监们便争相学（又鸟）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宫中市灵帝在后宫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东汉银缕玉衣
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灵帝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灵帝还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卖官店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与荒乱的皇帝。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灵帝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现象，但只是通过这一手段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灵帝之时，卖官鬻爵却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公开卖官从光和元年（178）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卖官所得钱东汉青釉布纹双系罐款都流入了灵帝自己的腰包。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崔烈买官的例子更能发人深省。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平二年（185）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崔烈的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旁边的中常侍插嘴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陛下您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事后，崔烈的儿子对崔烈说：“大人实在不该当这个三公了。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让人一方面感受到灵帝的贪婪，另一方面也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
皇帝都是如此，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礼金”来给灵帝送礼，博取更大的官职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官吏的一种侮辱，而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灵帝的卖官鬻爵无疑是饮鸩止渴，将东汉王朝推向死亡的深渊。
灵帝荒淫无道，宦官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国一片奢华浮糜之风。就这样，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这短暂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流连于聚敛财富的快乐和香艳女色的诱惑中，忘却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权宦的怂恿和引领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把东汉200年的宏伟基业置之脑后了。
第三部分遗恨于宫廷与皇子之间（1）
天子有天子的快乐，天子也有天子的悲哀。当满朝文武匍伏于前，他可能体验的是唯我独尊的快乐；当天下臣民为己所用，他可能体验的是掌运乾坤的快乐。但当妻妾之间都是靠利益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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