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第一次大饥荒、第二次大饥荒、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
不过，此时被迫实施“新经济”的列宁向一切国际友好势力开放。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普京评价说，大饥荒并非只针对乌克兰，它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替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
无论是“十月**”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谁来领导这场实验？
曾一手创建红军、乘着红色专列指挥打赢了内战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不认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个“三人帮”是竞争对手。他激进的不断**论中，理想社会应是个非组织化、非官僚化的大民主社会，这种观点，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会接受。列宁去世前几个月，“三人帮”已经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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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13大上，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失势，会后，托洛茨基愚蠢地发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遭迎头痛击。当年他与列宁私下词锋锐利但无损友谊的文字都成了重磅炸弹：我们是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遭点名批判，全会号召全党都必须警惕托洛茨基主义。
1925年12月的14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布哈林为农业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除了那句“我们要发财致富”的口号外，斯大林全盘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尊重市场的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认为，应当终止 “新经济”，迅速实施掠夺农民的“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主张集体化和超工业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出奇地一致，斯大林迅速给新的极左分子一个帽子“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的观点在14大上被多数人反对，加米涅夫在全会上孤注一掷：“我现在向大会重申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担负不了把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团结起来的职能”但他的声音立即被“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和“斯大林万岁”口号声淹没。14大上，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4年前，同志们在大会结束时高喊“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2年前他们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万岁”口号，托洛茨基幸灾乐祸地看到现在口号变成了“斯大林万岁”
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斯大林乘专列巡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一路严令地方必须短时间内完成粮食收购。迅速变成季诺维也夫信徒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布哈林则仍坚持认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致，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发生漫骂争吵，1928年的中央全会上虽然互相妥协，可矛盾已经公开化。
1929年初，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洋洋得意的文章中获悉，布哈林竟然与反对派私下会晤，斯大林大怒，认为这超出了正常的政策分歧，于是布哈林与他的支持者李可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于是，“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出局。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正文 第二百七十三章 绞肉机
第二百七十三章 绞肉机
新反对派”曾利用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打击斯大林，斯大林很不屑：“虽然她跟列宁同用一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
但克鲁普斯卡娅甚至准备参与“新反对派”的政治示威活动，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告诉那个娘们，如果她再不闭嘴，我们就不承认她是列宁的妻子，我们会给列宁再找一个寡妇”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原配遗孀终于公开呼吁“新反对派”为了党的团结应当克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但为了反对斯大林，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列宁强调“党内无派”，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少数派前强调“铁的纪律”。
14大前，季诺维也夫掌控的列宁格勒州委就通过开出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逐出政治局。14大上，季、加力主赶走托洛茨基，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列宁比斯大林更能容忍党内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吗？
1903年，还是社会民主劳工党领袖之一的列宁给另一位党内领袖马托夫安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帽子，自己这派则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于是这个党分成两派，最终变成两个党。
1921年4月，列宁撰文称：“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还是伪装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列宁语气升级：“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当一律予以枪决。”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党的异己分子，以制度化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就是列宁主义的团结。
这样团结有力的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能消灭孟什维克，消灭在社会基础和民意选票都对占压倒优势的社会**党，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压迫，能战胜一切反抗。
通向大清洗之路
列宁描绘过**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于是，苏联人民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大饥荒”。
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将会怎样？
许多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被社会主义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所有的国家都不曾例外。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的三次大审判
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当然，还有托洛茨基那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