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中央的一位领导到三亚考察工作时，想顺便看看李登海。李登海接到信后，正在玉米地里授粉，他连衣服也忘了换，脸也顾不得洗，穿着干活时的灰色工作服，足登沾着黑泥巴的黄胶鞋，开着皮卡车就来到领导下榻的三亚海天大酒店。结果，宾馆的小姐死活也不让他进门，领导让秘书到门口接，秘书望望这个一身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无论如何也与全国人大常委、著名育种家李登海联系不起来。就这样，李登海在宾馆门口外急的来后走，就是进不了宾馆大门。很长时间，秘书见李登海迟迟不到，就向领导汇报了。领导说：“李登海是个非常守时的人。”于是就亲自到门口迎接，见到当时的情景后，不仅会心的笑了。
在海南岛育种基地，李登海结识了一位同样来自异地的玉米育种家俞跃光，两人性情相近、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俞跃光是四川人，几乎是与李登海同年代来到海南岛三亚搞玉米育种的。俞跃光已经是近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仍然对玉米育种执着到几乎痴谜的程度。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先端着一杯水到地里瞅上半天，然后才回来吃饭，晚上，别人都回营地休息了，他还在地里转悠，直到日落西山什么也看不见了才肯回来。
李登海看准了他的这股钻劲，俩人经常在一起畅谈玉米育种“经”，一聊就是半夜或更长时间。在长达几年的观察和交往后，李登海感到很需要一个象俞跃光这样的人在海南岛为他主持一个玉米育种基地的科研工作。
俞光跃终于被李登海的诚意所打动，接受了招聘，担任了登海种业海南育种基地的技术顾问，专门从事玉米育种，俞跃光果真不负重托，在海南岛为培育“登海11号”这个高产玉米新品种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登海打破过去多年“单枪匹马闯海南”的育种模式，采用招聘、合作、合资等手段，不计身份、资历，广泛吸纳国内知名玉米育种专家，由他直接组织、部署、调配，形成比以往更加强大的科研育种攻坚力量，使玉米育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2006年，在海南岛300公里的绵长海岸线上，已布下12处挂有“登海种业”旗号的玉米育种实验站，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就有11人。
李登海把种子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为了种子他可以不吃不喝的忙碌一天。
2003年2月5日早上5时，已是54岁的李登海起床后，让司机发动起小货车，从陵水县的玉米育种基地出发，沿海岸线一路向西，直奔最远的梅山育种实验站。跑了近200公里到达梅山，已是上午8点多。给在这里的徐书兴等育种队员拜年之后，又紧接着看玉米，说玉米。早饭大家一块吃的红豆稀饭、馒头和酸菜，碗不够，分两帮吃。
放下饭碗，又折头东行，钻进崇山峻岭，进入荔枝沟引河村。没顾上休息，就急急忙忙下到一块玉米地，经过一番选择，折了几株玉米雄穗，用纸袋套好，再用曲别针夹住，又让该站育种队员翟会生找来一个矿泉水瓶，装上水，稍加一点盐，小心翼翼装入瓶中，捧到车上。
中午12时返回九田洞，李登海下车后人未站稳，便捧着这瓶玉米雄穗直奔一块玉米育种田，亲手将收集下的花粉，小心翼翼地洒在几株玉米的雌穗上。这其中的杂交组合奥秘，也许只有他一人知晓。
据跟随李登海在海南岛育种多年的育种队员李春明回忆说：“这样的事情在李登海的向上发生的太多了。21002年2月，海南玉米育种田急需追施化肥，李登海嫌两个小青年抬一袋化肥太慢，上去就自个挑起两袋，120斤；挑着，挑着，脚下一闪，坏了，腰间盘脱出。好几位专家为他会诊治疗，至今也没完全复原。”
李春明还回忆道：1980年，李登海从海南一回来，还没顾得和母亲、妻子说上几句话，就直接来到地里，将掖单2号在家乡的田里试种，他盼呀盼，眼看着试验田里的玉米长得茁壮挺拔，分外喜人。这天下午，一场龙卷风突然袭击了莱州北部地区，一时间，后邓村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怒吼，无情的冰雹从天而降。李登海站在门口，望着风暴中被击打的玉米，显得那么无助，龙卷风过后，他来到地里，只见试验田的玉米一片片的倒了下来，就象平铺的毯子。他悲恸欲绝，回到屋里，抓起毛笔，写下了“肝裂心碎”四个大字。
那天，他饭也没吃一口，话没说一句，独自一人关在屋里承受蛇毒钻心般的痛苦煎熬。
李登海对种子的深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然而，当真正有困难的群众做出非常的行为时，他又表现得十分宽容和大度。
在海南，每当玉米成熟的时候，李登海从早到晚都要到地里巡视，怕动物或人损坏了他的玉米棒。有一段时间，他早晨一起来总是发现玉米棒又少了两瓣，他想，难道是传说中的猴子或者黑熊将玉米棒偷去了？这天，他天刚黑，他就来到玉米地里，蹲在那里想看个究竟。不一会，就见一个衣不遮体的黎族妇女偷偷来到玉米地旁，见四周没人，掰了两瓣玉米往衣服里一掖就向家里跑，见此情况，李登海非常生气，便跟着这位黎族妇女想要回玉米，只见那个黎族妇女进了家门后，从怀里掏出玉米棒就填到还冒着火苗的锅底里，不一会就将玉米棒烤熟了，然后交给在一旁饿得哇哇大哭的儿子当饭啃着吃。见到这一切，李登海难过得流了泪，他悄悄的回到基地，原来想惩罚一下那位黎族妇女的想法也放弃了。
后来，他在北京开人代会或者在莱州老家时经常说：“海南岛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故乡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让人心痛，我一定要将培育的最好玉米种子在海南岛播种。
三、亲情隔不断
李登海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念念不忘，然而，为了育种事业，他又不得不割舍对母亲、对妻儿的亲情，踏上遥远的南下征程。
1991年，经过专家的精心治疗张永慧的病情已明显好转，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农历腊月二十八，是李登海和张永慧的结婚纪念日，大病初愈的张永慧给远在天涯海角的李登海写了一封家信，信中说：“登海，你我结婚已经16年了，这16年来，你从来没陪我过过一个生日，没有送我一件礼物，你的心思全在种子上，我现在身体好多了，真想到海南岛去和你在一起育种。”
春节后，张永慧又给仍在海南岛育种的李登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登海，你已有12个春节没有在家里陪着母亲和妻子、儿子过了，今年，你的父亲、哥哥、姐姐都回来了，家里真热闹呀！全家团聚，就差你一个人，母亲在饭桌上给你留了一碗饺子、一双筷子，等着你回来……”
读着妻子的来信，李登海再也忍不住激动的心情，泪水打温了他的眼眶。谁没有母子之情、夫妻之欲、父子之爱，谁不想回家过个团圆年。但是，李登海确实走不开呀。
1994年后，农科院的条件好了许多，也有了较强的经济基础，再到海南岛育种时，有的职工可以坐飞机了，1997年，80％的职工都能乘飞机去海南育种。乘火车的时间也缩短了五天，只用三天就能到达。但李登海也从未在春节期间回过一次家。在他的影响下，职工们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回家过年的事。
有人问他李登海：“过去，莱州到海南路途遥远，育种时间紧张回不来。现在条件好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高速列车，你为什么仍然不回家过春节。”
李登海回答说：“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我也必须亲自动手干，确实走不开呀！”
让职工干不是一样吗？
李登海回答道：“那也不行呀，现在条件虽然好了，有飞机了，我也可以坐飞机回家一趟，与母亲团聚几日再回来，职工们也绝不会攀我的伴，但职工们都是有家的人，在海南一住就是半年，谁人不想回家过个团圆年呀，我一走，把大家留下，我与心不忍呀。”
为了照顾职工，平时，能让妻子到海南育种基地来，他也绝不让职工多去一个人。
李登海与妻子从在村农科队时就下地干活，做起农活来特别地道，播种、浇水、追肥、打药、套袋、授粉、收获、脱粒样样都是行家，做起这些活来，现在的年青人也不如他们。
大田玉米都是自花授粉，无需人工。而玉米植种，为了体现杂交优势，采用的是异花人工授粉的办法。为保证纯度，防止串粉，每隔一棵玉米去掉一株花蕊，授粉完毕后再立即套上纸袋，这一季下来，光纸袋就要20多万个。玉米扬花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玉米是喜高温作物，越是中午最热的时候，玉米正开花，授粉质量越高。由于每株玉米的扬粉期只有有限的那么一两天，所以，一到玉米扬花授粉时，登海的育种人员就显得非常紧张了。李登海要观察不同玉米授粉的杂交情况，认真搞好记录，因此，每季玉米、每块玉米地的玉米扬花授粉时，他都必须到场，亲自干，再苦再累也从不放过，即使在北就开会，他也要赶回来，住个两叁天，等到他选定的玉米授粉完成后再乘飞机赶回会场继续开会。
第四章 当代神农氏
第四章当代神农氏
一、紧凑型玉米的确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玉米生产从传统种植农家品种重点转向推广杂交玉米品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李登海的紧凑型掖单系列杂交玉米种问世以后，杂交种的杂种优势被广大农民迅速接收。
到七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些时候，国际玉米育种专家相继提出了选育高光效的理想株型的杂交种，即具有玉米株型紧凑、叶片上冲或近于直立，通风透光、适于密杆等特点，在七十年代初，就有“登攀1号”、“争光1号”等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相继在品比中出现，由于其在抗病性和产量方面较差，而没有引起重视。
这时，国内玉米育种界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一些外出考察归来的人员在报告中相继介绍了国外先进国家在玉米育种方面，有关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动向，但就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究竟在玉米生产中能发挥多大的增产潜力，有多大的优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在中国还尚未在实践中证明。
进入八十年代前，中国的玉米产区主要种植中片平伸的平展型玉米，单产、总产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发达国家就起步探索紧凑型玉米栽培，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才开始研究。
为了提高中国的玉米产量，从1972年开始，李登海就在国内著名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了平展型和紧凑型玉米的高产对比试验。他在村里选择1亩以上的地块10多个，利用140多个平展型玉米品种进行高产试验，历时8年，发现没有一个平展型玉米品种亩产突破700公斤。
李登海仔细琢磨其中原委，他发现，平展型品种地块玉米均表现叶片平展弯披，叶片重叠，相互遮光，由于光合作用差，在每亩种植达到4000株时出现严重的空杆和倒伏现象。
在进行玉米高产攻关的同时，李登海认识到玉米高产主要靠品种，只有选育出高产品种这个主导因素，才能创出高产。
1976年，烟台地区组织玉米高产联合攻关。在一次培训班上，老专家于伊再一次传递的国外高产玉米的形状，他在黑板上简练地勾画出一株玉米，比划着说：“玉米高产的出路在于，既增加密度，又增强光合效能，理想的株型应是，叶片由平展改为上冲。”
这一席话，似迷雾中透进一缕阳光，给心有灵犀的李登海留下了深深印象。
1979年，李登海选育出紧凑型玉米自交系“掖107”，在海南与紧凑型自交系“黄早四”组配，育成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掖单2号”。
经过高产栽培试验，掖单2号春玉米在每亩7200株密度情况下，最高产量达到1355。4公斤，夏玉米在每亩6300株密度情况下，最高产量达到1236。5公斤，较平展型玉米品种，每亩种植密度提高了50％，单产能力提高了57％。
但是掖单2号在高密度的情况下的致命弱点是不抗倒伏，这就限制了玉米高产再高产的突破。
针对掖单2号不抗倒伏的弱性，李登海将育种的目标锁定在株型紧凑、茎杆坚韧，高抗全优的中大穗型、中秆或中高秆中晚熟的玉米杂交种为育种目标。
1986年，他用按照这种目标育成的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掖单6号、7号、9号培创高产田，首次突破了每亩1225公斤高产大关。但这种品种在密度达到每亩7500株以上时，随着密度的增加则出现果穗变小，单株穗粒重明显下降的趋势。虽然在高密度情况下，没有倒伏现象，但由于单株产量下降，达不到再高产的目的，产量不能突破1300公斤。
玉米产量要继续提高，单靠抗倒伏性强的中秆、中大穗玉米杂交种也不行，李登海认识到，必须利用在较高密度情况下提高单株穗粒重的方法。
根据这个育种目标，李登海又经过三年六代的育种与培创玉米高产的研究，终于选育出了多基因控制的致矮性遗传传递力强、株型闯关高配合力的“487”自交系，育成紧凑大穗型玉米杂交种——掖单12号、13号。
1989年，掖单12号、13号这两个新品种首次开创了中国夏玉米亩产超吨粮的高产纪录，实现需求了亩产过吨半粮的目标。
八十年代后期，在我国玉米紧凑型观点同平展型观点僵持对立不下的时候，李登海终于用自己亲手培育的紧凑型玉米掖单13号，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创出了亩产1455。1公斤的中国春玉米高产纪录和1096。29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这是中国玉米栽培史上和世界玉米栽培史上的重大贡献。
全国玉米专家顾问组副组长魏义章在验收产量后激动地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玉米王国的珠穆朗玛峰。”
掖单13号显示了强大的高产优势，先后被全国16个省（市、区）审（认）定，创下全国年种植近5000万亩的纪录。农业部依据李登海等科学家的卓越贡献，适时提出将全国玉米种植由平展型向紧凑型转移。
李登海为确立紧凑型玉米新的主体地位不遗余力。1989年，他在原玉米研究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创建起农科院，组织全国12个省市玉米主产区，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紧凑型玉米研究会”，并聘请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影片《紧凑型玉米高产栽培》，宣传推广紧凑型玉米的优势。
迄今，李登海亲手选育的40多个玉米良种的种植面积，最大年份占全国种植面积的1/3以上（农业部统计1997年种植面积占全国的38％，山东省的70％），全国没有先例，世界也属罕见。
在1995年以来农业部公布的中国农业科研单位成果排名榜和育种单位玉米新品种推广面积排名榜上，莱州市农科院都名列第一。
在中国，育种、栽培通常属于两个领域。
李登海将两副重担一肩挑。他用自育的紧凑型玉米良种，配以精准栽培模式，突破了平展型玉米的高产极限，先后5次创下全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凑型玉米在全国快步取代了平展型玉米，李登海也被誉为“中国紧凑型玉米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植物生理和遗传育种科学家李振声，了解了李登海在紧凑型玉米的主导贡献地位后，在李登海《何梁利基金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证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登海从由玉米株型改型研究入手，确立的紧凑型玉米的育种栽培方向，在实践中得到了确立。他提出的株型与杂种优势互补的论点，杂种优势与群体光能有机结合的论点，对玉米育种理论的创新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