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缘故，使李登海对家乡的土地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愿望：种好多粮食，要让人们都有粮食吃，不再挨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愿望，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那就是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做贡献。
1966年，李登海17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青年人热情洋溢。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李登海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李登海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有农业科研上，表现出一个青年人少有的执着和热情。村领导见他肯钻研，1970年，就让他进了村农科队。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试验中心，这里集中了全村最优秀的青年人，从事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高产栽培、耕作制度改革等研究。李登海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少有的才干，很快成为农科队的业务骨干，1972年，村里让他担任了农科队长。
就在李登海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张永慧。
张永慧与李登海是一个村，小李登海5岁，由于年龄的差距较大，虽然是一个村，平时两人并没有交往。1972年，张永慧高中毕业后也被村里安排进农科队。张永慧年轻漂亮，爱好文艺和体育，在农科队成了青年们追逐的对象。然而她最钟情的还是李登海。她说：“李登海个子高高的，腼腆忠厚，机智函默，有一股干什么都要干出点名堂来的拼劲。”
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张永慧到农科队后，二人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李登海说：“双方都很合得来”，张永慧也深深地被李登海的才华和办事的执着精神所折服。
1973年，有人主动介绍他俩谈对象时，张永慧就同意了，然而，“李登海却羞得满脸通红。”想起李登海当年的样子，张永慧至今仍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
1974年，村里选派李登海到莱阳农校进修一年，李登海上学期间，家里只有母亲王锡珍一人，张永慧就时常到她家里去看望，帮助做些家务事。那几年村里种了不少红麻，都分到各家各户扒皮织麻袋。王锡珍是一双小脚，张永慧就利用晚上时间帮王锡珍扒红麻皮。一个是未来的婆婆，一个是未来的儿媳妇，两人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家常话。
为了更好地协助李登海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照顾婆婆，1975年11月（农历腊月28），李登海与张永慧在后邓村的家里举行了婚礼。时年，张永慧22岁，李登海27岁。
婚后，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育种，妻子张永慧便成了他的助手。
李登海是个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人，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让别人找磋。张永慧回忆说：“李登海是农科队长，脏活累活安排不下去，他就交给我干，我一个女人家承受不了，有时太委屈了，又不能给登海丢面子，就只好一个人偷偷的哭。”
李登海成名后，张永慧的工作压力更大了。后来，她逐渐失去了好唱好运动的天性，变得非常小心谨慎起来，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错，怕做错了给李登海丢人。
1987年，张永慧终因承受压力太大，患了严重的疾病，后经治疗才逐渐康复。对此，李登海感到十分内疚，他说：“对母亲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妻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对儿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现在，张永慧担任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副所长，协助李登海负责制种等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张永慧还在50岁那年学会了开车。她说，“现在登海种业还需要我，我要争取干到60岁再退休。”
后邓村有5000余亩土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小麦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也只有150公斤左右，村民的口粮仍然是个大问题。收成比较好的年份，每个人才吃到六十斤小麦。
尽管“大寨红花遍地开”歌声响彻莱州湾畔，但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却依然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落后的耕作方式，老掉牙的作物品种，同空洞的政治口号，形成极不协调的“三合奏”。
加快科研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李登海回忆那段时间的生活说：“后来我参加了村里的科研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出去学习啊、参观啊，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推广中心，进行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高产栽培和品种引进。为提高全村的粮食生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李登海专心于玉米高产研究是无意间得到一则消息的启发。
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先生秘密地访问中国，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签定《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到“开始走向正常化”。国门才得以打开。
中国的农业考察团开始纷纷到美国考察，带回了一些资料。
李登海说：“我从一个资料上看到美国的那个，外国的资料吧，特别是美国的一个杂交种。我看到美国先锋公司的一个资料，当时它那个老板，也是个农民，他创建了美国最大的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公司，是搞玉米的。当时他的玉米产量是两千五百斤，一亩地达到两千五百斤，而我们的产量是二三百斤产量，他的高产水平，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理想，一个目标：我们才二三百斤，人家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斤的水平。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而且他也是一个农民，后来他创建了美国的先锋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公司是他创建的，后来他当了农业部长，后来当了国家的副总统，他就是华莱氏。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农民，我说我也是个中国的农民，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我们中国人就能够办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半坡氏族的农业文明开始，中国的种植农业已有6000多年历史，种植玉米也有500年的历史，而美国建国也只有200余年。中国玉米生产的这种落后状况、让李登海抬不起头来。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新青年，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劳的民族，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就这样，李登海以美国的华莱氏为榜样，开始了玉米的高产研究。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李登海把毛主席的这两段话工工整整地写在日记本上，实际上也印在了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成为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座右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提倡取消农家种，推广杂交种，李登海就把全国最好的品种都引进农科队，进行高产栽培试验，怎么种能把产量上去。这个过程当中，李登海就开始了探索。
1972年，李登海排除阻力，果断的淘汰了“二马牙”、“小粒红”等村里种植了世世代代留下来的玉米品种，第一次试种了自交系玉米杂交种，到了第二年，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973年，李登海带领农科队在后邓村创造出夏播玉米亩产520公斤的高产纪录，全县为之振动。消息传开后，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带领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外县市的干部群众闻讯后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李登海毫无保留的将技术告诉给每一个前来取经的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到莱阳农校进修
玉米高产的探索，让李登海痴迷，同时他也感觉到，如果想把农业研究透，自己的水平还不够，必须到高等学府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1973年，也就是在李登海获得夏玉米高产的同一年，村里推荐他到莱阳农学院进修。
莱阳农校创建于1951年，1978年4月升为莱阳农学院。是省属普通高等院校，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是一所以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为优势和特色的，理、农、工、经、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在莱阳农学院进修的一年里，正值“批林批孔”进入高潮，全校师生都在写大字报，而李登海却挤进图书馆，一头扎进书本里，吮吸着知识的营养。有人说他只读书不关心政治，走的是“白专道路”。他听了淡然一笑：“我学知识是为农民造福，国家富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李登海所学牵涉到土壤肥料学、遗传学、病虫防治治保学、植物生理学等好多的学科。他在教室前种了一块玉米，每天悉心观察它们的生长规律，分析性状特点，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里，李登海好象走进了一个新的科技王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理想境界。从此，他更加勤奋；在这里，他首次将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联系了起来；在这里，他知道了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美国的农业技术革命。
认识到中国要从农业大国变成农业强国，就要逐步地、广泛的采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促使中国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过渡；进一步开发特殊原始农业，发展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真正把农业建设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正是在莱阳农学院一年的学生生涯，完成了李登海由一个青年农民到青年科技科技工作者的跨越。
在莱阳农学院，李登海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刘恩训教授。
刘恩训：1933年2月出生于济南市历城，1965年毕业于北京农大研究生。先后育成玉米杂交种：莱1029和H21自交系，鲁玉4、8、16号，莱农14和LN3号。其中，鲁玉4号、鲁玉10号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莱1029获1978年省科学大会奖。近期新育成的LN3良种于2004年通过山东省审定，并且转让，命名为“中玉LN3”。
搞遗传育种的刘教授从这个“只顾种地打粮，不关心革命形势发展”的乡下小伙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一个晚上，把他从大洋彼岸带回的20粒美国杂交种和若干育种材料交给了李登海。
从莱阳农学院学成回乡之后，李登海开始了紧凑型玉米的研究。
五、磨砺筋骨意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种玉米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育种还需要高强度的脑力消耗，二者和起来就是李登海所从事的工作。
每年收了小麦之后，就是播种玉米的时节，此时，也正是北方最热的时候。“三伏”天，别说是在烈日曝晒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是平时呆在家里头，也会热得人头晕脑涨。
从播种开始，李登海将一粒粒精挑细选的种子播进地里，然后象期盼孩子出世一样期盼着种子发芽，天热了给幼苗遮遮阴，天旱了给幼苗浇浇水。然后笕苗、追肥、除草、打药，幼苗长大了，个头比李登海还要高，长英了、吐惠了，李登海又要一株一株的给它们去雄、授粉，套袋、直到收获时，挥舞着小镢头一棵棵刨掉，再将玉米一瓣一瓣掰下来，脱粒、晾晒，最后才能储藏起来进行筛选。
早上，天刚蒙蒙亮，李登海就顶着露珠下地，晚上天快黑了，才披着星星回家。白天迎着热浪钻玉米丛……还要不停的观察、记录各种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只有一棵棵无声的玉米从幼苗到枯黄无声的陪伴着他。疲劳和枯燥、烈日与饥饿、狂风与暴雨他都必须面对，哪一项也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
为了中国的玉米事业，李登海在苦苦的追寻，也在顽强地磨砺自己的意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李登海是孟子这一名言的坚定实行者。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但意外却还是难免时有发生。
1975年夏的一天下午，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热风熏人，突然间，从西北的天边升起一大片浓重的黑云，铺天盖地向后邓村压来，瞬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风夹着暴雨呼啸而至。正在田间劳动的人们，大惊失色，纷纷向村里跑去。
此时，李登海正在农科队计算着玉米栽培的施肥比例，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他猛抬头一瞧，“腾”地站起来，光着膀子一步窜出门外。
他一阵风似的跑步来到村外的实验田，只见刚授过粉的玉米在暴风骤雨中倒了一大片，唯独他今年播种的一亩试验田里的玉米仍然傲然挺立着。
李登海呆立地头，放声大哭起来，突然，他又一阵大笑。这抗倒伏的玉米，不正是李登海所需要的良种吗？李登海抚摸着还滴着水珠的玉米叶，高兴得在地里跳了起来。
抓住这次偶然的发现，李登海就以这些不倒的玉米种为母本，加紧了研究工作。
李登海进了玉米地或者一天，或者半日，渴了喝口井水，饿了没有东西吃，浑身象散了架，一点劲也没有，又不能大老远地回家做饭吃，饿极了，他薅一把野菜也能充饥，或者抓来几只玉米虫子用火烤熟了吃，还幽默地说：“这是高蛋白，外国人的主食品”。那情景，让谁看了也会心酸和感动。如果对玉米没有感情，谁又能做到这些呢。玉米就是他的至爱。后来，李登海曾一再内疚的对妻子张永慧说：“当我得到一个好的种子的时候，比看到你和孩子都高兴！”
对待玉米就象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充满了激情，这就是李登海。
一次，一个青年在种玉米时不小心将种子和化肥放得近了些，李登海竟在那里急的直顿足。他说：“老天爷一年只给我一次播种的机会，难道你要让他溜掉吗？”
李登海一心搞育种，就连吃饭想的也是玉米，晚上睡觉与妻子谈的也是玉米，说起玉米来，他的话就涛涛不绝。
为了心爱的育种事业，李登海牺牲亲情、友情、爱情。
李登海的母亲已是古稀老人了，1978年李登海决定去海南育种走的那天，天还没放亮，老母亲就起床，拄着拐棍，抱着孙子，到一里多远的西由汽车站为他送行。
车站上，寒风吹起母亲的白发，老人目光里充满了对儿子的慈爱，她多想让儿子留在身边，一家人渡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共享天伦之乐呀！然而，母亲是个深明大议的人，她颤抖地抓住李登海的手说：“孩子，你去吧，娘知道你干的是大事，不扯你的后腿，在外不要惦记家里，娘的身子骨还行”。
当时，儿子旭华刚刚3岁，也在风中为爸爸送行，望着还不懂事的儿子，李登海止不住热泪成行成行的往下滴落。
张永慧说：“李登海比我大五岁，原本以为他年龄大，知道疼苦妻子，没想到他连一句温柔的话也不会说，别人家里，妻子过生日丈夫不是送礼物就是到饭店请一顿，而李登海连我１９５４年农历８月１９生日也忘了。”
对待儿子，李登海也是关心的少之又少。儿子李旭华刚一断奶就交给了外祖母，一直长到12岁。由于长年不在父母身边，孩子性格变得很内向，见了生人都变得害怕。上学后，学习成绩也不好，小学还留了一级，初中考试竟然好几门不及格。身上穿得也破破烂烂，象个要饭的孩子。一次邻居一位婶子对张永慧说：“永慧，你家孩子都成‘拉兹了’！”
1984年，登海的姐姐回家探亲，见旭华象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实在不忍心，就将他接到南京市。在南京李旭华上了三年学。
为了育种事业，李登海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失去了太多的亲情，但他无怨无悔。他对妻子说：“我也很想念你们，但我一走进玉米地工作起来，就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全忘了”。
2000年，儿子李旭华结婚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