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 第19部分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54－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

＇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

＇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
　

人有病，天知否？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题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是不是四海晏清了呢？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他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会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在六十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二、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涉及周恩来的《九篇文章》；

三、在布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七律·有所思》；

四、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一九七三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唯一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一九二○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他此时已是一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渲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泽东之魄力、学识，且对他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泽东的爱恋，（一九二七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一九八三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泽东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抵牾，毛泽东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泽东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一九二三年，他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他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他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像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的当年毛泽东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泽东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他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他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一九七三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他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泽东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他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他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