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时在鹊尾的叛军数量仍然相当之众。邓琬见两军对峙已久,毫无进展,又命尚书左仆射袁觊统领征讨诸军事,率领雍州(即襄阳)的军队,以楼船千艘、兵士两万,顺江东下,前往鹊尾增援。
袁觊在刘骏朝中做的是侍中,哪里懂得打仗。他到了军中,不穿军装,不提战事,也不给将士们做思想工作,谈的话题全是些诗赋文章等无关大旨的东西。刘胡等人向袁觊借取襄阳方面的军资,他又说:“我家里还有两座宅院没造好,正需要资金呢!”又是一个想发国难财的家伙,众将对他大失所望。袁觊听闻传言“建康米贵,斗至数百”,认为不需要用兵,朝廷军自会不战而溃,只待在原地消耗军粮。
朝廷军方面很快有了行动,刘休仁听从龙骧将军张兴世的建议,派他选七千战士、两百艘快艇,寻找机会占据叛军主力的上游地区。
张兴世的船队并不急进,他每天率众船溯流而上走一小段,眼看刘胡要出兵的时候,马上又退了回去,反反复复好多天。刘胡感到可笑,说:“我都不敢绕行直取京城,张兴世算什么东西,还想轻松地跑到我上游去么?”不再认真防备。
一天深夜,时值四更,江上刮起了东北风,张兴世突然下令扬起船帆,出船向上游冲去,迅速通过了鹊尾。刘胡发觉时,已经晚了一拍,他立即派遣部将胡灵秀带着军队沿东岸追赶,监视张兴世的动向。
次日傍晚,张兴世行到景江浦停留扎营,胡灵秀也就地扎营观察虚实,同时等待刘胡的后继军队。不想这又是张兴世的障眼法,他乘着夜色,秘密派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艘快艇直趋上游的钱溪(今安徽贵池东),布置营寨。
胡灵秀在东岸等了一天,正纳闷对方没动静呢,张兴世就拔营疾进,扑向扎营完毕的钱溪水寨。胡灵秀这才发现上了大当,再要阻拦可来不及了。
刘胡得知钱溪被占,便亲率大军围攻。张兴世以逸待劳,看准敌军转入港湾的时机,以数百精兵击败了刘胡的军队。而此时下游的沈攸之、吴喜等人也开始进攻浓湖的袁觊,为张兴世分忧。
刘胡派人沿岸向下游喊话,说:“钱溪已经被打下来啦!”沈攸之笑着对左右道:“不用怕,这是刘胡在使诈。如果钱溪真的丢了,我们的七千将士里至少会有人逃回来报信的;必是他们打了败仗,想扰乱我们的军心呢。”继而上游的捷报传来,军心振奋,袁觊等人则惊恐不已。
由于张兴世截断了上游的水路,邓琬的军粮再也无法抵达浓湖,叛军终于丧失斗志,出现了内讧。刘胡与袁觊先后弃营西逃,于途中被杀。袁觊留下的十万士兵全部向刘休仁投降。
寻阳城里的邓琬享受了几个月的荣华富贵,就这么到头了。他的吏部尚书张悦与左右一合计,把他骗到帐中,砍下人头,向朝廷请降。沈攸之的军队进入寻阳城,斩杀了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刘子勋。其余拥戴刘子勋的亲王一律赐死。
刘骏的儿子还剩下十个,有些还只有几岁。为免除后患,刘彧接受了刘休仁的谏言,将他们赐死,相关的亲信同党全部斩首。不知道这算是第几起对内大屠杀了。
南方基本安定下来了,离建康较远的州郡原本都支持刘子勋,现在只好派使者向皇帝投降。驻守在淮北的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人,由于要防御北魏的威胁,实力都不弱。对于他们的请降,刘彧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赦罪安抚。可刘彧以为自己的军队无往不克,执意要向淮北诸镇示威,他派遣张永和沈攸之率领重兵北上,迎降薛安都。
薛安都正在犹豫不绝,见朝廷派大队人马来他的徐州,只好一咬牙,向北魏献质子投降。北魏方面当然是热烈欢迎,派出镇东大将军尉元等以一万骑兵从东路救援彭城,又派镇西大将军拓跋石等从西路救援悬瓠。
彭城就这么被魏军占领了。张永、沈攸之的军队不但没能对彭城形成任何打击,反而遇到了尉元与薛安都骑兵的前后夹击,全军覆没,两名将领只身逃回南方。刚刚在内战中打了胜仗的宋军便在外战中遭受了沉痛的惨败。
彭城既失,北面的青州、冀州、兖州、徐州也就守不住了,纷纷归降北魏。宋文帝三次北伐争夺了数十年的北方边境,因为宋国自身的内乱,就这么一退千里。刘宋的淮北国土全部丧失,南北朝也进入了划淮而治的新时期。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将面临全新的考验。
请看下部《明主昏君》。
《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载了一件事:南朝与北朝通使,魏孝文帝拓跋宏十分敬重南齐的大臣,每次都亲自迎接使者,相谈甚欢,恨不得自己手下也有这么优秀的大臣。他经常对大臣们感叹:“江南多好臣。”有个叫做李预的秘书令,乃是以前曾给拓跋珪作文化启蒙的李先的曾孙,就对答道:“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意思是说,陛下您说江南多好臣,怎么就隔三岔五地换皇帝,咱们江北无好臣,皇帝却很少变更啊。据说孝文帝一时惭愧,半晌没说一句话。
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反差强烈却又趣味盎然的时代,一边是昏君频繁更替,一边是明主励精图治。我们不妨顺着时人的目光,来重温那段明主与昏君们的故事。
故事该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突然去世说起。
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的夏天,北魏国都平城内外人心惶惶。基本上每年夏天都要起驾去阴山以北避暑的皇帝拓跋濬,除了开春时到附近管涔山上的楼烦宫接见各方朝贡的使者,一直呆在平城,没有任何外出的动静。这个现象不禁引发了市井间的各类八卦。拓跋濬是一位十分勤政的皇帝,每年都要颁布大量的诏书,并且经常到地方上去探访民情,十几年如一日,为何今年格外安静呢?
不祥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皇帝的身体出了大问题。北魏的皇帝多有早熟的现象,十一二岁监国,十三四岁就大婚生子的情况很多见。早熟带来的问题往往是早衰,事实上北魏一朝的皇帝寿命都比较短,但是头几个皇帝,无论是被杀的拓跋珪、拓跋焘,还是体弱多病的拓跋嗣,都活到了三四十岁的年龄。只当了太子监国而未登基的拓跋晃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但我们以前说过,他的死是宫廷争斗的结果,算是一个特例。拓跋濬才只有二十六岁,本不该是大渐的年龄,怎么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倒下了呢?
人们于是猜测,拓跋濬很可能得了某种急病,在这年的夏天发作,让身边的御医们猝不及防,以至于就这么一病归西了。夏天移驾气候凉爽的北方避暑消夏,是占领中原的游牧民族皇帝保持的一种习俗,从北魏、金、元到清,概不能免。这些皇帝们尽管平日里骑马打仗,身体壮硕,却常忍受不了酷暑的天气,对于南方人而言十分平常的三十多度的高温,对于他们简直就是世纪灾难,并且还容易诱发各种疾病。拓跋濬不知怎的着了道,还没来得及起驾离宫就驾崩了。(勤政的皇帝享祚时间总是偏短,前有拓跋濬,后有雍正,皇帝这份工作有时候也可以是玩命地干的)好容易平安了一段时间的北魏统治阶层,围绕着帝位和权力,又要发生新一轮动荡了。
拓跋濬的太子是长子拓跋弘,年仅十二岁,虽说三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聪睿机敏,但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经验。时任车骑大将军的乙浑乘机扶太子继位,假传圣旨,把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等几个实权派人物召到宫中杀害。
平原王陆丽是拓跋濬时的重臣,这个时候正在代城附近的温泉疗养,乙浑对他也忌惮已久,派司卫监穆多侯去向他通报先皇驾崩的消息,让他进京。穆多侯看出乙浑的意图,劝陆丽暂且观望,不要擅自行动,以防乙浑作乱。陆丽不以为然,以忠为本,与穆多侯一起奔平城赴丧。陆丽看不惯乙浑在朝中的跋扈行为,在很多问题上与他起了争执。乙浑一不做、二不休,把陆丽和穆多侯也给一并杀掉,自任太尉、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巨细,都由他裁决。他在朝中广插亲信,并进一步扫除异己,顺阳公拓跋郁谋划诛杀乙浑,又被他杀死。
有人在朝中一手遮天,而且颇有嗜杀的倾向,自然有人不服。安远将军贾秀就是其中的一个。
贾秀掌管官吏事务,职务类似于南朝的吏部尚书,为人正直。乙浑想为他的妻子谋一个公主的称谓,便向贾秀提出要求,贾秀不答应。一次,贾秀有事到乙浑府上见乙浑夫妇,乙浑又提起此事,贾秀严词拒绝,说:“公主这样的称谓,尊宠之极,岂是你这样的庶姓人士配用的!我贾秀宁可今天死了,也不会做这样为后人取笑的蠢事!”乙浑左右无不大惊失色,唯有贾秀神色自若。乙浑夫妇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碍于贾秀也是几朝旧臣,不便当面发作,事后直骂:“这个老奴才,真是吝啬!”处处找机会要陷害他。
贾秀明白必须早日扳倒乙浑,否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存亡问题,而是魏国“亡无日矣”。而要扳倒权臣,光靠几个正直的老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强大的靠山。他们开始秘密联系皇族宗室,拉拢所有反对乙浑的力量。在此紧要关头,拓跋弘尊奉的保太后出场了,她就是被吕思勉先生称为“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的传奇女性——文明冯太后。
冯太后的祖父是北燕的最后一代君主冯弘,我们在《宋魏相争》中说过,冯弘的几个儿子冯崇、冯朗、冯邈因遭到嫉恨,在北燕还没灭亡时就投降了北魏。其中次子冯朗被北魏皇帝拓跋焘内迁到关中,担任秦、雍两州的刺史。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长安诞生,这个女儿可谓天生丽质,自小就招人喜欢。
可怜的小女孩才几岁大时,冯朗就因为谋反之事受到牵连,被诛杀。幸好冯朗的妹妹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孩子们总算都得以免死。小女孩跟着自己的姑母进了宫,由她教育抚养长大。一晃十年过去了,冯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知书达理的少女,在宫中自是引人注目。她十四岁那年正值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她被选为贵人,四年后又被立为皇后,母仪天下。
太子拓跋弘也是在同年被立为太子。他的亲生母亲李氏出身南朝,拓跋焘末年挥师南征时,拓跋焘侄子拓跋仁的军队在寿春经过李氏的宅院,将她掳掠到北方。后来拓跋仁谋反自杀(我们在前面讲拓跋濬中兴的时候提过),李氏就随着拓跋仁的家人一起被送到平城,没想到被拓跋濬一眼就相中。当时拓跋濬还惊叹地询问左右:“这个妇人漂亮吧?”左右都赞同说:“是啊是啊。”
拓跋濬居然等不及就在仓库里临幸了李氏,事后怀上了拓跋弘,被召入宫中,封为贵人。拓跋弘做了太子,宫中按照老规矩,命李氏自裁,拓跋弘则交由冯皇后抚养。
冯皇后自己没有生养,但是待小拓跋弘很好,如同己出,小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冯皇后全方面的影响,汉化程度很深。
拓跋濬的去世对于冯皇后的心理打击不小,她只有二十七岁,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个风情万千的少妇。早早就要守寡的现实,让她几乎无法接受。大丧时宫中燃起大火,焚烧皇帝生前的用品,百官和嫔妃尽皆到场临泣。哭声震天,冯皇后受到深深的感染,忽然悲叫着跳入火堆,左右慌忙上前将她拖出,半天才苏醒过来。这一跳不管是真是假,都是冯皇后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出演的精彩一幕,让人为之动容。
拓跋弘做了皇帝,年轻的冯皇后就成了冯太后,乙浑大权独揽,冯太后是极度不满的,但她并没有立即行动。她明白,一旦操之过急,很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北魏的政权的全面混乱,情形可能会坏过拓跋焘被弑的那一次。那次是运气好,加上有几名得力大臣的协助,才得以转危为安。这一次要想扳倒乙浑,同样需要周密的安排。
与贾秀等人一样,她也想到了一个人,皇帝的远亲、侍中拓跋丕。
拓跋丕是拓跋什翼犍的哥哥拓跋翳槐的第四代玄孙,论辈分比皇帝要高不少,但爵位却很低,跟随拓跋焘南征,才得了一个子爵。有拓跋郁的前车之鉴,拓跋丕也在寻觅机会。贾秀等人找到他,他又找到冯太后,两人迅速议定了除逆的策略。
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冯太后忽然派拓跋丕率领兵士冲入乙浑的府中,收捕了乙浑及其亲信,并列数他图谋不轨、意欲造反的证据,将他处死。如此一来,冯太后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接手大权,她宣布临朝称制,并由前朝旧臣高允、高闾、贾秀共同参政。北魏进入了文明冯太后的时代。
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是,凡女主当政,几乎无一例外必有秽史。汉人政权中有西汉吕后、唐代武则天、韦后,胡人政权中则有大辽萧太后、大清慈禧太后,这些女性无论成败,她们的私生活总是最为后人诟病的一部分内容。文明冯太后当然没有任何例外的理由。
封建统治者出于男权的传统意识,对于太后当政的现象一直是极力压制的。拓跋珪为了防止皇权旁落,首创了“子贵母死”的规定,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魏唯有的两次太后当政,对于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前一次直接导致了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汉化,后一次则直接导致了其政权的衰亡和分裂。半个多世纪前的拓跋珪定不会对后事预料得如此深远。
诚然,在男权社会中,一位女性为了维护她的统治,必然会得罪一批人,伤害到一批人的利益,其中的行为,未必全对,也未必全错;诚然,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她与男性统治者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需求,男性皇帝可有佳丽三千,她为什么就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呢。关于那些非议与苛责,我们在后面也会陆续提到,不过我们更关心的一点是,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的皇太后,究竟做出了哪些改变后世的大事,或者说,她当政期间,究竟对北魏政权作出了哪些所谓的贡献。
事实是,文明冯太后当政期间所能完成的,竟有许多是她的男性前辈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北魏立国将近一百年,终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了。
首先是拓展疆域。
我们不该忘记,将魏国的南部边境从黄河流域推进到淮水流域,是从拓跋嗣时代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拓跋嗣的南征因为过分侧重于攻城,而收效甚微;拓跋焘的南征,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同时也缺乏攻城的信心,虽然饮马长江,仍然不能取得淮水流域的一寸土地;文成帝拓跋濬罢兵多年,只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更是难以单方面改变现状。冯太后掌权,对南朝实现了划淮而治,虽拜刘宋内乱所赐,却也有北魏用兵的功劳。
刘宋在淮水以北的重镇,主要是两座,东面是彭城,西面是悬瓠,以往的北伐,宋军都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刘子勋之乱平定后,淮南重镇寿阳也很快被平定。原本拥护刘子勋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汝南太守常珍奇在悬瓠,害怕朝廷秋后算账,向北魏献城投降。(这是宋明帝刘彧在政治上出的最大的败招,前部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详述。)
北魏派来接收徐州的将军尉元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软硬兼施,击退了宋国的军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刘宋在彭城与悬瓠以北虽然还有青、冀、兖州的数十座城池,但它们与南面的联络已经被掐断,不再可能自守,加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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