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试验暨育种基地”进行作物牲畜的研究工作，她同期毕业的，和她在一个课题组的几个同学，都参加到了这个工作中来。当然，要取得突破性成果还需要加以时日。
考虑到她不是“过来人”的身份，虽然她也参加了次谋会议，大家在会议上谈论的时候，就会比较注意不去提及“未来”以及“上个历史”发生的事情。这个并非一条纪律，而是大家都知道而且自然遵守的原则。出于对女性的“尊重”婉玲格格的加班努力总是因为大家的劝说作罢，而晚上的次谋会议往往就成为“过来人”们讨论特别议题的时候。
婉玲格格的加入问题，他的主官田正宏虽然曾经私下揶揄马峰“假公济私”，但是心中非常欣赏她的才干，也是马峰的第一个支持者。主抓农业的他深深知道她的工作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之道，但是起初他上台后面对尖锐的农村问题，这些就显得缓不济急了。
自鸦片战争以及长毛乱党之变后，国家加重了税负，许多地主为了包括满足其吸食鸦片的需要等原因提高了田租，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为国之本”，要想治理好帝国，必须解决好农民的生活问题。因此，光绪十七年田正宏主政以后很快制定了“三三法案”，其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是中等土地肥力的土地地租不得超过1/3，第二是各地兴办农会，负责农民和地主的租赁谈判，官府则负责在出现争执的时候作为协调者而非仲裁者出现在召开的三方会议中，负责调和农会和地主的矛盾。第三条就是规定，土地未经耕种荒芜三年以上的自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
为了推行新法，田正宏在次谋会议提出要求，并得到大家的支持，还从何新那里要来了一个预备师组成了专门的帝国农业警察（后来在光绪二十年纳入帝国警察总署，改名为农业公署，和廉政公署共同获得“帝国保民署”的美誉）。新法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抵制，但是几个月内在农业警察将各地几百之多的“恶霸”（其中不乏身为皇亲国戚者）举行公审，执行了枪决以后，在“霸府”的刺刀下被强制推行。纳入编户统计的地主们半数依法降低了税收，小部分的尤其是大地主出卖了土地，剩下的以及大部分土地的新买主，则感到1/3的地租利润空间不大，不再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而是雇用长工自行组织农业生产。帝国的佃户家庭人口从光绪十八年春天新法推行前的一亿到光绪二十一年公历新年锐减到大约三千万，同期的农业长期雇工家庭的人口数量则从有一千余万大幅成长为一亿三千万。农业经济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全国田赋收入除新法推行的光绪十八年小幅下降外，光绪十九年即得到恢复。
光绪二十年，因夏天少雨，夏粮、早稻小幅歉收，但是秋粮取得二十年罕有的大丰收，当年粮食总产比历史最高的同治七年还要高5％。漕运的粮船络绎不绝，粮食堆满了帝国的粮仓和军库。棉花在光绪十八年当年是丰年，十九年天气上属于歉收，但是总产却因为新法有效推行依然上升；光绪二十年（同样是因为天旱）黄淮一带棉花大丰收，这是帝国棉花收购制度推行的次年，因为前一年收购量不大，缺乏准备，许多县的棉花竟然只能临时堆积到县衙大堂（虽然光绪十九年县衙改称县政府，县令改称县长，但是县长大人们处理的工作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县政府大院仍然被习惯的称为“县衙大堂”）。
工商大臣牛金在执政后，推行币制改革，得到海军大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光绪十八年，牛金设立帝国铸币局，废除了各地奸商铸造的所谓“鹅眼小钱”、各地流通的各色铜钱以及咸丰年间铸造民间不爱使用的当十以上，重量却相同的“大”钱。同年八月，从美国汉立克纳普厂进口的刻字铜模等设备到货，他在采用光绪重宝当十钱，光绪通宝小制钱的基础上，又铸造发行了按照币值大小不一的光绪当五钱和光绪五十钱两种制钱。光绪十九年，帝国铜元“光绪元宝”开始流通，正面为“光绪元宝”四个汉字，中间没有方孔，而有“一百”两个满文字体，下面靠近外部有“帝国造币局，每百文换一元”字样，背面是蟠龙花纹，下面近处廓有英文字样。二元以上开始发行宝钞（纸币），采用二、五、十币制，一直到千元大钞，共有九种，以一龙至九龙为图案（次阁部曾经提请按照国际通例以皇帝头像作为硬币和钞票的图案，庭议时遭到古旧派异常激烈的反对，甚至有大臣奏请以“大不敬”罪处决提案者，虽被光绪当庭驳回，但这个提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上面有汉、满、蒙、藏四语书写的“帝国中央银行”字样、汉字及阿拉伯的数字币值，汉字“帝国铸币局”＋年号＋“监制”小字等，被俗称为“龙币”。
银两不再作为税负单位，银两和铜钱兑换的官价（一两兑一千二百官钱）被废除，银价实行自由波动后，广大老百姓对于用铜钱而不再用银两普遍十分高兴，因为这就少了一道纳税时银铜兑换的盘剥之苦；加上同期农业丰收，铜钱价值很快超过了同重的铜价，而生银价格从光绪十七年的每两一千二百五十文（官钱）/一千六百文（地方铜币），下跌到九元（九百文）。帝国的币制改革在遭遇有限的抵制之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与此同时，帝国建立了帝国中央银行，通过《银行法》对各地的钱庄业务进行了规范，让其逐渐银行话，开始通过调节准备金率和再存款率管理宏观经济，并成立了帝国农业银行、帝国投资银行两大政策银行。国内农业半年期贷款利率从大约150％/半年大幅下降到7。2％/半年，工商业贷款利率从70％…80％/年也大幅下降到10。8％/年。帝国的工商业随着国内高利贷的消亡和利率的大幅下降蓬勃发展。
在此期间，牛金会同田政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十年帝国水利规划方案》（根据这个方案，黄河、淮河的小型水电工程先后在光绪二十年和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动工）。牛金和田政宏没有什么好大喜功的习惯，也不会搞什么面子工程，他们清醒地知道，无论是发电还是蓄洪，首先发展中小水电，把象三峡这样的大型工程留给技术更加成熟的后人，是最为明智的做法。
四人中压轴的马峰，次阁会议戏称的起初的“民口三杰”，后来的“民口四大天王”的领袖，其贡献也是当之无愧。他作为帝国教育总局、帝国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帝国科学院、帝国工程院五大机构的建立者，不但将科举制度变成现代的公务员考核制度，而且将新学教育体系一直建立到农村，并提出了在光绪三十年实现全民普及小学文化的口号；他作为帝国医疗卫生总局的创建者，将中医和西医共同纳入了新生的，从中央一直到地方的帝国社会福利体系，其目标是十五年内实现在90％的城市人口和50％的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五百一十种“钦定生活必需药品”的补贴供应（光绪二十年中华制药厂建立，使这个计划在光绪二十五年就提前完成了）；他作为帝国标准总局的创建者，为帝国通产总局提供了标准的规范和全面质量管理的体系（他出版的《全面质量管理》一书在全世界广为翻译流传，使得他在三十年后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光绪十九年《媒体法》颁布（因为其中超前定义为媒体为“一切公共信息的载体”，后来最高法院曾专门出具司法解释阐述“公共信息”的概念）和次年国家新闻总署的建立，更是为帝国“公武合体派”控制舆论、主导改革提供了宣传机器。
然而这些贡献加起来，依然远远比不上他每次在帝国科学院和帝国工程院的听取汇报后作的指导性发言。帝国新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私下尊称马峰为“大导师”，因为他们许多的重大科技成果都离不开“大导师”的启发性提示。因为《帝国保密法》（光绪十七年）和《帝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光绪二十年）的颁布，除了光绪二十年紫禁城采用电力照明为天下所知外，帝国科技发展的程度到底如何很难被外界了解到。
据民间最早建立，在京畿颇有声望的《京师日报》报道，通过采访工程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了解，国际上刚刚发明的奥托内燃机和狄塞尔内燃机已经被提供工商部通产总局双双应用到帝国国家经营工业的某些领域，通产总局正在设计配套的生产设备，配合马峰提出的“生产流水线”方案，要生产一种前所未有的交通工具。据在通产总局工作的工程师张爱国（化名）透露，陆军、海军大臣都为这个项目出资不少，肯定有相关武器的生产，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海军及陆军的新式武器。有民间小道消息传言（据说消息来自醇亲王府中一个丫环）次阁部正在秘密研究建立一个新的军方大臣及其分部，和陆军海军并列。到底是什么名目就不得而知。资政院议员不久后代表民意问及此事，官员们的回答是尚在研究中不便置评。一位《帝国军事月刊》（半官方刊物，主办单位是资政院的议员基金会）的特约评论员推测可能是海军陆战队，炮兵或者专职后勤部队。后来官方的《帝国日报》（帝国第一份全国性日报，属于综合性报纸，每份仅售一文，有六张八开之多，共二十四版。其中八版是帝国企业的各类广告，八版为当地的地方购物指南，内容在各地有所不同。另外生活百科和生产指导两个专版，更是深受城乡民众的欢迎，该报光绪二十五年日发行量竟然突破一亿份。同年，该报改版为六张四开的大张报纸，价格继续保持不变。该报历年公历新年刊登的光绪皇帝的新年贺词，被多次收入《钦定小学语文课本》中。）资深记者向在配合光绪二十年大庆帝国举办的新产品展销会上剪彩的马峰本人问到这件事。听到民间猜测的马峰哈哈大笑。虽然并未予以任何言辞的评论，不过从其表现几乎可以肯定实际内容必定出乎意料的精彩。民间媒体称马峰为“奇迹大臣”，大家虽然不知道他每次会为帝国带来什么奇迹，但是帝国每个臣民，从官吏到农民，都深深相信他带来的必将是帝国的丰收和人民的富裕。
在甲午年到来的时候，帝国内每个人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就连因为出自帝国的“影子宰相”刘总督的《民族法》被逐渐（十年）取消“铁杆庄稼”的旗人的抱怨也日渐稀落。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帝国复兴的曙光：他们用“光绪之治”称呼现在的局面，并有充足的信心，预期一个甚至超越康乾的盛世即将到来
happydai同人志之颜色之争
说明：现于美国留学的happydai兄曾为本书撰写1896年帝国宪法草案，并以本书设定为基础写了几篇短小的同人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也在此向happydai兄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原标题：铁血帝国补三篇“颜色之争”
正文：
对于公武派在光绪十七年开始的改革，有些如“三三法案”、被农民誉为“当代观音”的婉玲格格农牧业育种的成功，特别是马丰作为帝国科技的“大导师”，通过牛金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奇迹时代”的到来。
另一些如币制改革，民族法的推行和教育体制建立，经过一番努力也算取得阶段成果；不过也有的起初的用意是好的，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如司法体系成为古旧派堡垒，以及仓促建立的中民党初期的良莠不齐等。
公武派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姑且不说武家系统内部“共和派”时常向主流发难；早期内部“公、武”之间斗争因为朝廷中央为武家控制，地方为公家把持，双方力量接近，在十八年“光绪除辫事件”后一段时间斗争比起联合进行的对力量衰微的古旧派斗争还要剧烈，直到御妹下嫁事件（醇亲王之女，光绪同父异母的婉玲格格和科技大臣马丰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帝国民政部登记结婚，并根据婉玲格格的宗教信仰，在中美合资修建的帝国基督教总会举行基督教婚礼。次日一早，两人即各自投入公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双职工干部家庭”，被传为佳话。）后“公、武”之间的摩擦才戏剧性地平息下来。这一阶段，被世人称为“颜色之争”。
公武派第一次内讧在光绪十八年“光绪除辫事件”之后不久发生，发动者是“公家系”的首领醇亲王，起因是新科进士和旧科进士的安排问题。
光绪十七年《新科令》颁布后规定十七年七月开恩科，以后改为每年七月开科，新旧科考并行，旧科不再有“进士及第”一档，“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统称进士，与新学的大学毕业资格同；另外规定举子与新学的高级中学毕业资格同，秀才与新学的初级中学毕业资格同，称为“同等学历”。而获得大学毕业资格以上的学子希望立即为官的，除了部长次官以上的由内阁草拟、皇帝钦点以外，其他人员必须根据申报的不同部门，参加在文华殿举行的另外公务考试，被延续“殿试”的名称。刘云是希望尽量减小震动（次谋会议上，钟夏火对此曾经说，“三三改革”封建制度的老根都动了，这个科举制直接废除就好了；但是文易比较支持，说文人和恶霸不一样，搞不好舆论会很难看。）
因为帝国规定非官方大学毕业生要通过帝国教育总署的认证，帝国兴办的大学的毕业生将在光绪二十年出现，届时新科又明显会比旧科占便宜，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科举被称为“老三科”。许多年轻的举子发现大学学习的科目虽然多，却是通过性的，不会那么辛苦，因此毕业相对容易，都进了大学接受新学了，剩下的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下，即便如此，他们参加新的殿试比现在那些通过帝国教育总署认证的新学学生要困难得多。因此，对于新的旧科进士，醇亲王主张应“体恤厚用”，而刘云明确表示“未明国是者，不可厚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是帝师翁同龢出面，基本上在刘云的观点上调和。
翁同龢是世代官宦家庭出身。他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朝的举人，官做到海州学政；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的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还担任过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又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他作为老官僚当然对科举制度深有感情。而且在“除辫事件”之前，他本人就是古旧派的首领人物，刚刚剪了辫子转过弯来。因此，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他发言时刘云文易不禁微微色变。不想他说：“知足以知世变者，类能采天地调阴阳，参酌古今之宜，而不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他还自谦道：“臣虽粗通国学，未能穷日本事，无论西方。新政之事，不敢妄草。”因此，“当举通达之才，行权变之务。”
光绪下旨，“新科擢入各部，旧科擢入翰林”，算各得其所。因为“翰林”在新政后成了“社会科学院”性质的学术机关，刘云一派对此结果本身是满意的。
次阁部“内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医疗体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旧派“劳民伤财”等反对意见后，牛金主张建立药厂，把医疗体系作为盈利的产业经营，财政大臣莫宁当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驳穷人付不起药费，医疗体系是富人的福利。马丰说可以分补贴性的和较好的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