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汉武帝时期铸造的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表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在中原地区发行以来，一直沿用到唐朝开国；改铸开元通宝为止；总计通行了七百二十年。
但这七百二十年间；每逢战乱，五铢钱都会遭到废除；隔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被重新采用，其中的奥秘就在“劣币驱逐良币”六字。
举一个年代比较近的事例。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至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比抗战前夕增加了四十余万倍，物价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注意单位是万！
在国民党重新统治上海的短短三年零九个月中，米价由每石3725法币上涨至175333333金圆券，考虑到法币折合金圆券300万比1的因素，米价达500万亿法币，是一战后法国物价上涨倍数的三十倍。
这一通货膨胀事件中，受害者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下的所有百姓，一切辛苦劳动获得的收入全部在通货膨胀中化为泡影，获利者，或者说短期获利者是国民党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亲近的大资本家，百姓辛辛苦苦赚取的收入全部因滥发法币而落入这些人的腰包。
同样的事情发生于王琅生活的年代，当时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叫“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假设原本只要一个月的工资就能满足一月吃喝，那么现在需要花费三月工资，也就是从前攒下的积蓄，等同于让人民白白工作了两个月。
那么这白白工作两个月所产生的利益落到了谁的口袋呢？
答案是滥印纸币的人。
这些人先印刷了社会承认的钱钞，用这些钱钞大肆买入硬通货，把实物攥到自己手里，随后百姓们就发现自己手里的钱不值钱了，因为市面上流通的货物急剧减少，钱钞大量增加，导致物价飞涨，钱不值钱。
有一句话叫太阳底下无新事。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汉末年，不懂经济学，但知道可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夺取民间财富的董卓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汉代通行的货币是铜钱，不像纸币一样想印多少印多少，董卓就采取铸小钱的办法代替。本来铸一枚五铢钱需要五铢铜，董卓铸的五铢钱却只需要不到一克铜，而且他大量销毁秦汉时期的铜人、铜柱等器物，全部拿来铸钱，导致钱法大乱。其它地方还好，董卓治下的区域就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谷价上涨百万倍，民间的财富一次性全部被董卓聚敛到手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魏、蜀、吴三国各自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最仁义的是魏国曹氏三代，曹操、曹丕、曹睿。
建安十年，荀悦在《申鉴·时事》中提出恢复五铢钱流通的主张，或许是受他影响，建安十三年，担任丞相的曹操下令废黜董卓小钱，恢复使用五铢钱。
但曹操虽然下达了恢复五铢钱流通的法令，却没有开工铸造五铢钱，因为当时天下尚未统一，铸钱需要的金属首先要满足军事、农业的需求；其次其它势力各有钱币，而且都是劣币，很容易像董卓滥发小钱一样，用这些劣币骗取曹魏政权的好币，掠夺财富。
所以，不久之后，曹操废止了这条法令。十二年后曹丕代汉，雄心壮志的曹丕下令恢复五铢钱流通，但他的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在同年十月再次废黜五铢钱，命令百姓在商品交易中使用谷、帛作为货币，中国社会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
曹操、曹丕父子试图恢复五铢钱的努力都遭到失败，任务落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身上。这一时间，用谷、帛作为货币的法令已经实施了六年，弊端非常明显。比如人们通过将谷物浸湿的方法增加谷物重量，织造薄绢增加布帛长度，以此来牟取利益。尽管朝廷严厉打击，现象屡禁不止。因此朝廷召开会议，讨论解决方法。
以司马芝为首的大臣们认为，这时候时机到了，可以恢复五铢钱。曹叡听从了司马芝等人的建议，下令恢复五铢钱，从此，五铢钱继续流通了近四百年，直到唐太祖李渊铸造发行开元通宝才退出流通。
回顾曹氏三代对恢复五铢钱的努力可以发现，这三代人始终没有通过发行小钱的方式聚敛民间财富，而是矢志不渝地为解决问题而努力。
同时代的另外两位君主对比曹氏三代就大大不如了。
先说孙权。
吴国也缺铜，想向董卓一样铸小钱都不行，铜太少了。于是聪明的孙权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铸大钱！
孙权铸的钱叫“大泉五百”，就是说一枚钱顶五百钱，但因为铜实在不够用，又搞出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一枚钱顶五千钱。
好好的五铢钱，突然变成了大泉钱，哪怕你是大权钱也不行！东吴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应激烈，坚决抵制大泉钱。
孙权见势不好，下诏不再铸造大钱，已经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例兑换五铢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很多大钱都没被收回，一直到东晋年间还留在民间，其中的差价让东吴政府一次吃了个饱。
最后来看刘备。
如果说孙权铸大钱，可能还考虑了方便流通的问题，不是故意骗取民脂民膏。那么刘备就绝对不是了。
最初，在进攻益州刘璋时，刘备和手下士兵约定，如果事情成功，那么成都府库中的收藏全部送给你们，我不干预。等到士兵们把府库里的收藏取光，军费无处着落，刘备非常忧虑。这时候刘备手下的谋士，荆州人刘巴为他出了个主意：“很简单，铸一枚值一百的大钱，与物价对等统一，命令官吏对市场进行有效整治就行。”
于是短短几月之间，刘备就空手套白狼，通过把一枚钱的价值规定成一百枚的方法从百姓手中获取财富，把军费筹齐了。
然而刘备虽然动机不纯，但他治下的货币反倒是三国中最稳定的一个。因为他有一个经济学水平超越时代的好帮手刘巴与赚钱水平天下一流的逆天丞相诸葛亮。
刘巴制定经济政策，派官员稳定市场，诸葛亮开源节流，努力赚钱，把刘备从百姓手里骗来钱全部补上，确立了百姓们对新货币的信心。大家都相信，丞相说这个钱值一百就值一百。而既然百姓相信，那么这个钱也就确实值一百，这就是铸造一张百元纸币的成本只要几分，但使用的时候却可以当做一百来用的原因。
金融学领域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信心比黄金更可贵。”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说完历史，回到荆州。
因为有王琅的缘故，荆州、益州之间被打通，连续五年没遇到大型战事的荆州本土安定富足，荆州、益州之间的商业来往促进了荆州商业的发展，四方商人与荆州之间的交流也持续不断。原始的“以物易物”手段根本无法满足商人的需求，市面上五铢钱的匮乏也导致物价渐渐有上涨趋势，除了布帛、谷米被强制规定价格，可以用小钱购买，也可以以物易物之外，其余商品的价格都在以总体上涨的趋势起伏波动。
王琅对此不仅早有预料，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她暂时也拿不出好方法。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大致意思是说，当大家手上同时有两种法定货币时，大家总会先把认为不靠谱的那一个花掉，比如荆州同时流通小钱和五铢钱，大家就想先把小钱花掉。
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小钱越来越不值钱；越不值钱，需要的数量就越多，铸造的也越多；铸造得越多，钱就越不值钱，也就越缺钱，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钱荒问题就是因此而来，无数贤才志士对此都束手无策。
好在攻略关中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因为关中有大量董卓铸造的小钱，这些小钱虽然质量低劣，但胜在总量极大，拿回去融化重铸成五铢钱，那么荆州市面上五铢钱不够用的问题可以一次性得到解决。
和粮食、布帛一样，金属也是一种硬通货。有粮、有布、有盐、有金属，一个国家必备的四样物资也就齐了，其余物品相对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这四样物资王琅都有，而且都很充足，开始考虑重定货币体系的时机就到了。出于谨慎，王琅投石问路，先写了封信到学业堂，请士子们就汉朝的货币体系作一篇文章，发表见解——这是襄阳、南阳间沟通的一种手段，通常由王琅提供题目，时政题居多，然后由学业堂的士子们对题目进行探讨研究，答案出彩的士子会受到南阳方面的出仕邀请。无论出仕与否，被南阳肯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而且言论无罪，很少有士子能够拒绝这样的机会。
在学业堂进学的诸葛亮看到了这道题目，结合王琅在关中战事顺利，收缴了大量铜钱的消息，明白王琅很快要对荆州的货币体系下手改革。
他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定研究，也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根本问题，重要程度仅此于战争，因此暂时放下课业，针对货币的问题更加深入地研究起来，做成一篇极出色的政论。但诸葛亮心中尚有一个顾虑，打算两年之后再出仕，因此把文章压下了没有发，只在几个至交好友之间传看。可惜因缘际会之下，文章还是流落出去，传到关中，引起了司马芝的注意。
陆议、陆绩之所以一提到这件事就发笑，原因正与司马芝有关。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刘巴的事情，我要强烈推荐一篇小短文，虽然写的不太符合史实，但实在是太好笑了，笑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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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羽翼日成
司马芝虽然家无余财，从不置办产业；却是王琅帐下对经济最在行的一个。得到诸葛亮的《钱荒论》后；司马芝大为惊讶；直接把文章荐给王琅，又力荐诸葛亮出仕。
王琅通读一遍，发现诸葛亮对两汉货币体系的演变以及前人对此的论述一清二楚；所引用如西汉贾谊“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现象；正是16世纪由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格雷欣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零和博弈、通货膨胀等概念虽未清晰提出，但字里行间也反应出同样的意思。
“古人所称的举一反三的大贤；难道是在说孔明吗！”
王琅的惊讶程度比司马芝只深不浅，一遍读完；反过头又读了一遍，爱不释手。
如果只是揭示现象，那倒也算了。关键是诸葛亮对此提出了一连串措施，以王琅、司马芝两人对经济学的见解与从政以来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切实可行的。
品味良久，王琅忍不住想起历史上三顾茅庐的佳话，其实诸葛亮的隆中对不仅是在告诉刘备你这样做可以三分天下，更是在告诉刘备我有办法帮助你达成三分天下的目标！这才是关键！
算算时间，今年的诸葛亮也有十五岁，按古人的虚岁计算法就是十六岁，过了束发之年。十二岁为相的事情固然罕见，十八岁出仕的少年倒也不少，十六岁介于两者之间，可以试着征辟一下看看。
抱着这种想法，王琅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使者带给诸葛亮。以她今时今日之身份，征辟＇文＇诸葛亮＇人＇这样名＇书＇声尚未流＇屋＇出州郡的士子，一名使者也就够了，况且关中未平，亲自写信足以说明她对诸葛亮的重视。
十天之后，王琅收到了诸葛亮的回信，言下之意是自己学业未精，还要修读两年云云。没征辟到人、只带回信件的使者似乎被诸葛亮折服，拐弯抹角地为诸葛亮说好话。
王琅挥挥手表示理解，将事情压下。
从王粲处听说此事的裴潜对司马芝感慨：“竟是国士之才。”
司马芝疑惑：“何解？”
裴潜一脸感慨：“将军手下主要分为两派，南阳、汝颍，再不然就是不群不党的近臣、纯臣。我听说诸葛孔明之父与刘牧有旧，长姊嫁蒯祺，次姊嫁庞山民，自己亦与黄承彦之女定亲，襄阳系的痕迹极重。如果趁这段时间先设法确立自己在襄阳人间的地位威望，两年后再到将军麾下，就能做襄阳系的代表，协调南阳、襄阳之间关系。而两年之后，恰好是将军北线进展渐趋分明，面临与在襄阳的刘牧整合力量的复杂局面，诸葛孔明这时到将军麾下，以襄阳系代表的身份为双方斡旋平衡，则可一举奠定在将军麾下之地位，目光如此敏锐长远，岂非国士之才？”
司马芝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给面子地听裴潜说完，提起笔继续忙自己的公务。
王琅把处理关中地区收缴来的铜钱铜制品的工作交给他，责令他一月之内拿出条陈。司马芝原本有个模糊想法，看了诸葛亮的策¨wén rén shū wū¨论之后想法成形，开始斟酌具体方针。
与此同时，听到风声的荆州商人纷纷涌入关中，一部分试图向司马芝打探消息，提前掌握政策动向，以便牟利，另一部分试图影响司马芝，使政策偏向自己。
荆州缺铜的事情早已不是秘密，以物易物对商人而言更是一大弊政，这些人都知道关中的金属储备与即将推行的新政与自己的财产息息相关，为了打通关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其中颇有神通广大者。
然而司马芝乃是出了名的清白正直，对这些人的帐一概不买，而且直接把办公地点搬进军营，杜绝骚扰。商人们在司马芝这里撞了墙，回过头去找董昭说情。论官职，董昭比司马芝高，论关系，董昭是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这样两重身份一压，司马芝总该给两分面子吧？
结果向来好说话的董昭也怕司马芝，死活不肯去侄女婿那里说情。头脑灵活的商人们见此路不通，又把主意打到诸葛亮身上。此前，由于财可通神，他们已经看到了诸葛亮的《钱荒论》，也得知了王琅、司马芝对这篇文章的赞赏，知道诸葛亮的建议在两人心目中颇有分量，于是纷纷发动人脉，游说诸葛亮。
诸葛家的几个亲戚都是襄阳大族，与荆州大商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而且商人见多识广，什么千奇百怪的理由方法都有，诸葛亮虽然足智多谋，还是躲得颇为狼狈，好端端的一条卧龙愣是变成了跳跳龙，让陆议、陆绩这样的知情人一想起就忍不住发笑。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王琅得以集中精力处理军事问题。
◇
当初，王琅驻军洛阳，张济趁机从关中率军进入荆州地界，被留下守卫南阳的文聘击败，中流箭而死。王琅下令收容招降，张济部下知道后大喜，全都诚心归附。张济的族侄、建忠将军张绣接管部队，归王琅节制调遣。
宁辑将军段煨是灵帝时太尉段颎的弟弟，与李傕、郭汜并非一路人。段煨驻守在弘农郡华阴县，重视发展农业，约束军队不骚扰百姓，因此当地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天子车驾进华阴，段煨以隆重的礼仪迎献帝入军营，侍中种辑却因私怨诬陷段煨勾结郭汜，太尉杨彪为段煨极力辩解，但董承、杨定都煽动诬陷，天子于是信以为真，露宿于道南，不入段煨军营。
杨定进攻段煨，十多天不能攻克，而段煨还是照常为天子一行供应膳食，侍奉百官，直到天子离去，始终没有产生贰心。
宣威将军贾诩在天子离开长安后交回印绶，到华阴投靠自己的同乡段煨。
贾诩素有名望，段煨军中将士非常仰慕他，段煨也对他礼遇十分周到。贾诩暗中投奔张绣，有人对他说：“段煨待您这么优厚，您还要到哪里去？”贾诩说：“段煨性情多疑，有嫉妒我在军中的威望的意思，虽然现在礼遇周到，但不能长久依赖，将来会有杀身之祸。我离开后，他一定很高兴，又希望我在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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