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他就像一个良师，教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他活泼有趣，拉我到圣伯努瓦大街去实习：“你将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许是米肖5、巴塔耶6、热内7或梅洛8。你会感兴趣的。”
感兴趣！我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亏西比翁所列举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个都没到，而那些在套间和前面两个房间里开玩笑的人又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寻欢作乐，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还以为会听见一些政治性的讨论和博学的交谈，但人们所讲的尽是一些我不明就里的趣闻轶事，含沙射影，并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游戏。我惊讶得竟忘了和他们一起大笑。
谁参加了晚宴？也许有维托里尼1、德桑蒂2、格诺、莫兰3。也许还有他们的妻子，热内特、多米尼克、让妮娜、维奥莱特。马斯科罗4无疑是和玛格丽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连她都记不起来了。整个晚上她沉默寡言，无足轻重。这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痛苦》5就是证明。当时，她已经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关于当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是由于漫不经心吗？我鲁莽地到处奔走，收集材料。《快报》开了个头，我也跟着掺和。我只弄了点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随后便被相继而来的节日淹没了。我不动脑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愿失去。那个时期是如此麻木，还没有从种族灭绝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的情景，我只记得起一句话，离开时，西比翁说：“喂，你很厌烦，没有开口。”他应该知道我无话可说，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绍给我的那个人的俘虏。
第二年，1956年，是布达佩斯，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酒吧里说话的语音变了。街区里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瓦解了。我们不再去圣伯努瓦大街。玛格丽特已被开除出党，她会取得很让人丢脸的胜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绰号，他们把她叫做彼特·劳尔，那是个一脸凶相的美国演员的名字。
现在，由西比翁来给我上政治课，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个资产者。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对我来说，“资产者”这个词自1789年以后就不用了。他还教我另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词：流氓无产者。他向我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与《快报》的人在八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杀的夏罗纳地铁站前游行过。我远离玛格丽特和签署过“121”声明的知识分子。
后来，西比翁说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过了很久才重新见到玛格丽特，并无政治原因。
女友杜拉斯（6）
1960年，她来我家，看看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是否能在彼特·布鲁克根据她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让娜·莫罗的儿子。当时我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
弗朗索瓦穿着睡衣，已经睡了。（这一幕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弗朗索瓦显然太小，不知道玛格丽特写过《广岛之恋》的电影剧本和对话，但他听到过类似这样的对白：“你杀了我吧，求求你了。”电影放映后，这句对白便以嘲笑的口气到处流传。
所以，当玛格丽特笑着对我的孩子说：“你看起来像个日本小男孩”时，他淘气地答道：“你在广岛什么都没看到。”玛格丽特非常激动，当即就想录用他。
我担心儿童演员表演拙劣，弗朗索瓦如今有点后悔没有跟玛格丽特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最后，是我的儿媳娜塔莉于1972年在她的一部电影《娜塔莉·格朗热》中与让娜·莫罗一起演了戏。
我们在池塘边欢度美好的复活节假期。玛格丽特指挥拍电影，弹钢琴。让娜给剧组开小灶，教娜塔莉唱雷兹瓦尼的歌曲。热拉尔·德帕迪厄第一次走到摄影机前，玛格丽特对他说：“要让我害怕。”他演一个卖洗衣机的商人，看起来却像个小偷。
玛格丽特主意很多，朋友不少。她充满热情，对朋友也很忠诚。但一旦她热情消失，她就会中断联系，退出（就像她自动退党一样？）。别的朋友取而代之。让娜避开了。德尔菲娜·塞里格出现，热情重新恢复。玛格丽特对友谊情有独钟。
我们的友谊慢慢开始了。1962年，我们在雅典娜剧院相遇，她常去那里参加亨利·詹姆斯《丛林猛兽》的排练，她为罗勒·贝隆和让·勒弗莱改编了剧本（她后来又为德尔菲娜·塞里格和萨米·弗莱重新改编）。排练完毕后，我们聚集在楼下的咖啡厅或剧院的休息室里，那是我小时候的女友弗朗索瓦丝·斯比拉在伊韦特·艾蒂旺和弗罗伦斯·马尔罗的帮助下开的。剧院的布置非常女性化，但没有使玛格丽特的男友热拉尔·雅洛感到拘谨，他的幽默甚至与这个妇女聚集的场所十分协调。
玛格丽特发现了诺弗勒的迷人之处，想让我们大家都跟她一样住在乡下。当然，是跟她一样住在诺弗勒。她说服了弗朗索瓦丝，后者第一个搬到古蒂埃尔大街，而且也赞扬起用新鲜鸡蛋做的带壳煮的溏心蛋的好处来。
我想象得到雅洛会如何讽刺这些回归乡土的巴黎人和这种天真的爱情。微笑使玛格丽特无法生气，并颇有风度地削弱了她的权威。别人笑，她也笑，一种突然产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兴。别人并不怎么介意她强人所难的霸道，她觉得很宽慰。幸运的是，人们也看重她的宽宏大量，乐意与别人分享她控制他人的乐趣。她天真地以为，她是在让别人从她无可辩驳的智慧中得到好处，其实，她在惹他们生气。
我之所以听她说话，是因为她往往能指出新路。她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也笑。（“有人说我夸夸其谈，你觉得是这样吗？”）
所以，我经不起诺弗勒的诱惑，在弗朗索瓦丝搬去两年以后，也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一座房子。几年后，玛格丽特还提起“我们这些自由妇女在乡下的夜晚聚会”。我对“自由”这个词和她的记忆力感到吃惊。她很少忘事，因为她经常回忆。她翻来覆去地思考往事，然后把它们变成别的东西，而且往往显得更有意义。我是个“自由妇女”吗？也许会变成“自由妇女”，玛格丽特预见到了。
那种晚会次数应该不会很多。弗朗索瓦丝“在乡下”感到不开心。带壳煮的溏心蛋吃腻了。弗朗索瓦丝在哪儿都觉得不开心。玛格丽特为她改编了一个美国剧本《阿拉巴马的奇迹》，弗朗索瓦丝应该获得了成功，但不相信自己的艺术才能，尽管她在国家人民剧院与热拉尔·菲力普演《熙德》一炮打响。她对自己的蓝眼睛和白皮肤没有信心，不相信别人会真的爱她。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竭尽全力了，或是弄虚作假。她因此而精疲力竭，弄坏了身体。她贫血，得了结核病。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她空等了一个星期天后，打开了煤气阀。她坐在摇椅上，穿着晚礼服。面对炉灶，等待死亡来临。早上，人们在玫瑰花瓣和孔雀羽毛当中发现了她。作为一名演员，她安放了最后一幕的布景。
女友杜拉斯（7）
这是诺弗勒的第一次爆炸。我想逃走，把刚买的屋子卖掉。玛格丽特劝我留下。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也这样鼓励我。他的太太伊莱娜·吐温克，那也是个大美人，而且也将在诺弗勒结束她的一生——不过，一切都汇聚到一个故事当中，假如人们知道它的结局的话。而我也无法一下子讲完一个如此零碎的漫长故事——伊莱娜帮助我回到了正在修屋顶的工地。房屋没屋顶怎么卖？屋子一封顶，阿兰和伊莱娜就来了，与艾里克和我睡在床垫上。我们四个人一起，战胜了悲剧，生活重新开始了。每次悲剧之后甚至更为强大。但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
“自由妇女之间”的那些夜晚聚会，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它们存在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玛格丽特的想象之中。当时，她在弗朗索瓦丝自杀之前，写了《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我只记得当玛格丽特神魂颠倒地从犹太城精神病院回来时，我曾想念过弗朗索瓦丝。她在看望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激情，与我有时被弗朗索瓦丝唤起的激情混杂在一起。玛格丽特遇到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人，我觉得她的脸与弗朗索瓦丝长得一模一样，玛格丽特一反常态，只跟我谈起过一回，朦胧中，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它强大的力量。我回忆起她讲起了那个年轻的疯女人的时间和地点。在客厅深处，在沙发边上，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谈论着，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广博知识。她说她本来可以在那间医院里住上几个月的。她想返回犹太城，重新见到那个显然很普通的女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我记不清了，我只留下感觉和印象。我想起她的后悔，她突然出现的笨拙和我的慌乱。我感觉到那场访问的严重性，也许是它所包含的东西：一种认同，一种拯救。
劳尔·V·斯泰因的诞生，部分归因于犹太城的这场相遇。在众多的采访中，玛格丽特通过笔头和口头解释过。她本人也曾大加评论。她所说的重要的话，哪怕是即兴说的话，都写在作品中了，我在此就不必对一部本身很精彩的作品进行解释了。我不如通过日常细节，揭示以作家面目出现的朋友，最近距离地展示这个生活已成为一部作品的女人。所以，犹太城回来后的情况，最好直说。玛格丽特能够迅速捕捉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像她在文中所用的形式一样完美。我在她的小说和采访中把那些已成语录的句子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听见这些话就像从她嘴中脱口而出一样：“你越是拒绝，越是反对，你生活得越有意义”，“作家令人难以忍受，他杀人，作恶”，“爱情，就是通奸和背叛”，“大家都想杀人，你不想？”“写作是自杀，让人胆战心惊，但人们照写不误”，“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进入了知识的最深处”，等等。
玛格丽特常警告他人，却不关心其结果如何。作为思想上的领路人——为什么不能说“思想上的女领路人”呢？——她专横而冒失，怂恿潜在的谋杀，搞乱价值观，使当时尚为年轻、缺乏经验的我大为震惊。那些话显然使我深深难忘，它们和另一些话，我今天读来觉得曾经听到过，是她大声说出来的。“消灭”、“死亡”、“摧毁”这些词回到了她的文中和谈话中：“人们可以消除不幸，消灭死亡。”她关于战争的言论会把我吓跑，但我像她一样，生来就是为了斗争的。我站在她的一边。我觉得她是个上将，也是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自由而狂热，没有地位，为生存而斗争。“一无所有，可以重新创造，但不再受社会的支配。”她所说的话是无可辩驳的——谁反对谁就将受到怀疑甚至被消灭，假如他一再重申的话——但她的激进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向她屈服，但我当然拥护她，尤其是在那几年。
我跟西比翁和让娜·莫罗一样，仍叫她玛戈。我们长得很像，这使我非常激动，也便于我与她建立友谊。但玛戈不喜欢与任何人相像。当我发现劳尔·V·斯泰因这奇怪的姓氏时，我满心欢喜地告诉她，我祖母叫罗凡斯泰因。她没有作声。她对这种巧合不感兴趣。更糟的是，她不愿听到，世界上任何名字都不应该与她创造的名字相近。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提到过我祖母的姓名。
玛格丽特的专横、煽动性和激进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却很少了解她滑稽可爱的一面。
女友杜拉斯（8）
1966年，玛格丽特在雷岛我和艾里克租的屋子里过了几天。她是16点13分到达拉罗歇尔车站的（很奇怪，这细节被记在笔记本上）。三十年了，我觉得如在梦中。三十年前，她还年轻。那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看见她穿着游泳衣。我看见她的身体，不胖不瘦，丰满得恰到好处。艾里克说她像一座塔纳格拉小塑像1。傍晚，她拉着艾里克的女儿们去沙滩，唱着革命进行曲：《国际歌》、《红色战旗》。金发的小女孩们只会唱这一句：“人民，前进吧，冒着生命危险，红旗将胜利。”当她们一边唱，一边踩着小自行车时，穿着海蓝色衣服的游客不怀好意地望着她们。她们想起了玛格丽特给她们讲的笑话：一个奥弗涅2人来到以色列，听到一个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动，回答说：“Chalefemme”3；一个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一个丹碧丝卫生棉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骑马；非洲的一个新首领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向他建议说：“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他答道：“请来一杯威士忌，夫人。”
玛格丽特讲这些笑话时自己先笑。为什么她总重复这类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她抽着高卢牌香烟，坐在内院的阴影中，做西比翁设置的填字游戏。她有时大声地下了一个定义，让别人帮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头数着字母，当格子填满时，她高兴地大叫：“啊！我胜利了！”
她讨厌夏天和炎热的晚上，说那是“生活的幻觉”。她也不喜欢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开放和出现的东西。她是怎样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样，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气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那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绝无仅有。那时，她让人忘了她是个作家。
后来，直到她生命结束，我相信她都没有再穿着游泳衣，赤脚到任何沙滩上去过。她再也不曾没有痛苦，没有冲突，轻轻松松地游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在塔吉尼亚，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后来，在特鲁维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