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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她为什么改变主意吗？”
“她什么都没告诉我。你也许得等她打电话给你……”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溜走了，正如他来的时候那样，笑得很夸张。
玛格丽特去世几天后，扬在接受《解放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秘密生活没有再保密。这种公开而迅速的忏悔使我大为震惊。第二天，我遇到了扬。
“你认识那个记者吗？”
“不认识，一点不认识。他约我在路德西亚饭店见面。”
“你为什么去？”
“出于好奇。他在电话里给我的好感。”
“他的文章不使你尴尬吗？”
“不，挺好，很真实，都是我对他说的。”
扬可以说透明坦荡，超脱于卑劣。他告诉那个记者说，他厌烦别人，没有她，他会感到厌烦。
玛格丽特在去世之前对他说过：
“你别的都不用做了，写我吧。”
女友杜拉斯（58）
我7月份得知，玛格丽特写了一本新书。她没有告诉我，这使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们闹翻之后几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六个月。她写得很快。比她任何别的书写得都要快得多。这种快法，不是她的风格。除非那是一本薄薄的书，寥寥几页，就像《坐在走廊上的男人》一样。人们向我保证说，恰恰相反，那是一部够长的自传体故事，大家对这本书反应相当不错。甚至连一个不怎么看重她作品的评论家，对这本新书也大为赞赏。“很精彩，”他说，“写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朴实无华的杜拉斯！”
《情人》我是买的还是别人寄给我的？后来，直到她去世，她的书都是她寄给我的。但这本，我忘了。
我开始阅读。一开头，她就坦白道：“我已经老了，一天……”她不承认年龄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想到过年龄，不考虑年龄，却为何要详细记叙自己的衰老并把它公诸于世呢？是因为我本人给她的打击残酷得使她只能像往常一样通过写作来抵挡？第一段结尾写她“如今饱经风霜”的脸。是不是在此之前，她一直掩藏着她的脸？她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夸张、挖掘、展示。这张被破坏的脸，被又干又深的皱纹所撕裂，这衰老的皮肤，都被她展现出来了。好啦，写完这些，她可以写别的东西了。她没有耽误。第三页，她又成了十五岁半的少女：“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人们迅速跟她来到中国区，不再离开她。在书的结尾，人们又发现了她，神魂颠倒，惊愕不已。热情，压倒一切的欲望，傲慢，玛格丽特的一切都在其中。“不会变的。”她说。
如果她的印度支那三部曲更精细一点，更有创造性一点，我会更喜欢，但我高兴地看到，她终于豁出去当一个容易阅读的作家了。由于《情人》，公众又将回到“堤坝”边，遇到“劳尔”和“副领事”，一大批作品。
《情人》的开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年龄突然出现，是不是看见它印在我的书中时她真的发现了？印在书上的字真有魔力。我想起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一个已正式离婚半年的男人，不愿意想起他曾经拒绝的离婚。读到那篇文章时，他明白自己离婚了。于是迁怒于我，好像我揭露了一个秘密似的。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秘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件事。玛格丽特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年龄。是的，我不够敏感：我不相信她如此年轻。
不过，我觉得那种断交是一种不得体的惩罚。有天晚上，我在一个剧院里碰到乌塔，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走到我身边，说：“我想谢谢你救了我母亲。”乌塔夸张了，但谢谢乌塔。
女友杜拉斯（59）
由于我常外出旅行，所以，也是在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天上午，在卢瓦西机场，我惊愕地得知玛格丽特当晚将成为贝尔纳·毕沃《Apostrophes》节目中的客人。她曾猛烈抨击那些为了销售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卖身于电视台的作家，她曾不让我上电视，现在的这种突然转变，我猜不透原因。《情人》已卖了不知多少册。但她对我说过：人可以改变主意。
人们笑着转告我，那天晚上，她这样解释自己上电视的原因：“我将破例与毕沃单独在一起。那不是《Apostrophes》，而是关于我的一个节目。”她还说，她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她觉得贝尔纳·毕沃给她的印象非常好。
在演播台上，她跟在家里一样，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她很快就让电视观众感到困惑了。不仅因为她沉默。她敢沉默，什么都敢。
我觉得她没像往常那么无礼，尽管如此，她还是那么失礼，她迷住了那些在小屏幕上发现她的人，迷住了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她的笑声的人。
那个节目我没有重新看过，但十二年后，我仍记得起来，我耳边仿佛还听见毕沃问她《情人》的写作风格时，她回答说：“这是一部很流畅很流畅的作品。”
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她读了我的《短元音》后对我说的正是这话。她还对毕沃说：“我长久以来寻找的流畅的风格，现在找到了。”她谈起了风格，说风格比词汇重要。
毕沃注意到那是她的第一部自传作品。我现在知道她是怎样开始写这本书的了。她读了我写的关于她和我生活的笔记。而且乌塔也曾要她“讲述”那些记录了她的一生的照片，他打算把它们收集在一本相册中。
由此可以想象她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世出名，这只需跨出小小的一步。玛格丽特当时已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决定不让任何人“开发”她的传奇经历。她要自己写。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她开始写道：“我已经老了，一天……”
除了扬，谁也不能更近地观察她，尤其是会写作的人。我又想起了她的另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
她暗示我我不是一个作家，因为我能忍受她，那么，她今天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了？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我。我只认为她刚刚发现我不太懂得如何对待她了。她不再给我机会。
女友杜拉斯（60）
从此，她沉默了。我想念她。或者不如说我想念她的才能，她的意见，她可能会说的关于波斯尼亚或成年人对儿童性诱惑之类的骇人听闻的话。可她并没有主张，她只是幻觉。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幻觉者。作为朋友，我还可能爱她，由于她是个幻觉者，她会明白这一点，她也会爱我。友情远远地持续着。那是始终不渝的。
对我来说，玛格丽特部分地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她从那个新国家里给我送来荣耀的迹象：她的每本书都像一条私人信息，我能从中找到她。我无需接近她就能比她的大批新崇拜者更了解她。无论如何，她和我在这场风暴中分手了。
在她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突然闹翻，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这荣耀一出现我就消失了。不是我愿意这样，而是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或者说她离开了我。当我的亲朋好友成名成家时，我不会有意躲开他们——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华卓着——但一种首先是表面上的决裂出现了，并在数年中蔓延开来。在我的目光中应该有一种不适当的嘲讽的意味。然而，我并不讨厌荣誉。
她对着所有的麦克风都讲，对所有的摄像灯光都不避讳，我觉得她变俗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弄错了，我不再进行必要的纠正，玛格丽特仍然是最聪明的。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女友杜拉斯（61）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了解。她写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佚事。我不去听别人对她的追忆，只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因年久而产生某种色泽，从此永不磨灭。
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她本人知道吗？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人们最终会更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过觉吗？又是和哪个呢？是诱惑人的无赖皮埃尔还是听话挨打的保尔？她在医院里发谵妄时，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约瑟夫。”
总之，“那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它是不真实的、难以存在的、受人诅咒并肯定要遭到噩运。”
我没有问她。皮埃尔还是保尔？完全虚构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没关系。关于这种乱伦的爱，只有作品让人相信。
“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
对于那个“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钱，是个中国人吗？他回来看望过她吗？或仅仅是有这么个人而已？我对此一无所知。朋友间所说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并不存在。我写的东西都合乎逻辑，但又全都是假的。”
女友杜拉斯（62）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她。真假问题与传记作者或参加文学考试的人有关，与从事精神活动和小说创作、生活在变幻不定的领域中的作家无关。她的前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写过一本书，叫《人类》，讲述自己被流放的经历。她说：“他写了一本书，写他以为在德国经历过的事。”这“以为经历过的事”使拥护历史真实的人大为惊讶，甚至使他们不满，但对玛格丽特来说，没有作品与生活间的这种神秘就没有作家。
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