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41）
玛格丽特声称有人想禁止她写作，她说浴缸是具白色的小棺材，说自己得了脑癌。她相信自己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家瑞士旅馆里，她说了一些像是出自她书中的句子。她看见了鸟，看见了蓝色的奶牛。有时，她处于半清醒状态，对扬说：“假如我今晚死去，别忘了我的戒指。”接着，她又陷入了谵妄状态之中：“你们知道，在战争期间当一个小姑娘可不容易。”
玛格丽特摔倒在地，打碎了她从不离开的玉手镯，这手镯，她入院时人们甚至无法把它从她手上取下来。那是她15岁时她母亲给她的，母亲对她说，假如手镯被打碎了，必须把它埋掉，否则戴它的人会死的。
哭得泪流满面的扬问我是否要把手镯埋了。那天晚上，电视上在播《印度之歌》。人们在向她致意。玛格丽特睡了，一无所知。
玛格丽特说：“我得摆脱这种昏睡状态。”扬整天都在医院里，记下她说的胡话。她问：
“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你说的话。”
“啊，对了，这可能很滑稽，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决定命运的日子。医生们决定停止用药。假如她摆脱了昏睡状态，却陷入震颤性谵妄，那就必须重新让她喝酒，但这将意味着会因肝脏破裂而死亡。
没有得震颤性谵妄。检查显示，肝脏的恶化停止了。有希望了。玛格丽特在医院的走廊里走动。她说，假如她要拍一艘邮轮，她就拍这条走廊。她还在说胡话。却没那么严重了。
扬打电话来：“我让她跟你说话。”
我很惊慌，跟一个从死神那儿回来的人能说些什么？她的声音非常缓慢：
“我瘦了。”
“听说你的脸色很好。”
“你会认不出我来的，我就像娜塔丽·萨洛特1。你知道，塔蒂2死了。你得找十二三个人来谈他。开一个圆桌会议。我会写一篇关于法国军队的好笑的文章。我会说：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糟的军队；德国医院，是世界上最糟的医院。”
她笑了，我说：
“这是个好主张。”
听到她的声音很高兴，但欺骗她，又觉得很古怪。她的谵妄会达到什么程度？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说：“今晚，我遇到一件怪事：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哥哥了，你知道，就是小约瑟夫。所以，你看，我第一次明白了。”
我想，她是明白了她不会再喝酒，死亡的色彩越来越浓。
谵妄在继续，间或出现一段清醒。我像扬一样，开始记录她说的话。不能不记了。说话滔滔不绝，不经大脑思考。这非常罕见。但这种情况能持续下去吗？大家已经把她当成一个儿童跟她说话了。
医生建议她出院，但这句话没说出来：她也许能摆脱谵妄状态，但也可能深陷于疯狂之中。
玛格丽特回家了。很高兴看见她，精神很好，脸色也不再是铅灰色的了。她问弗朗索瓦和瓦莱莉的孩子何时出生。她显得特别活跃，专注，但到处都看见动物。她跟我描述了“怪兽”，小小的，像科西嘉人，长着猪皮，在织毛衣。她看见“怪兽”在床底下，但并不害怕。她也看见了SAC1的人和盖世太保：“有几个法西斯分子，他们拿了40万美元。”她说让…达尼埃尔想偷她的公寓。她还告诉我这个最坏的消息：“你知道，我看见扬疯了。”
我害怕了。
第一次出去。我们绕着布洛涅森林中的湖水散步。天下雨了。她几乎没说一句话，缩起身子，一副害怕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包裹。回来的时候，她说：“有一条赤道穿过法兰西岛。这场散步对我很有好处，尽管我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第一次去咖啡店。她说：“这是南斯拉夫的东部地区。”
她看见鱼在巴登2的水中游，看见了植物。她说：“它们来自巴登的旧货市场。”她说她遇到一位妇女，很亲切地请她喝一杯酒。她笑了：“假如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接受这场治疗了。无聊得真想上妓院去。”
接着，她又讲述了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一个镜头：“分娩后，母亲带着孩子坐的士回家，她看着马路。人们觉得她是在看另一个世界，那是她的孩子将要生活的世界。我无数次想写一写这方面的内容。”
喝完咖啡，她显得很高兴。笑得很欢。看来情况好转了。扬和我轻松了一些。
她又想起了阿尔贡根酒店装在玻璃器皿里面的橙汁。
“味道太好了。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幸福。”
身体确实好转了，她说话越来越像杜拉斯了。
她坐在桌边写信。她说：“我不想为自己的智慧感到耻辱。你觉得我可以完全恢复吗？”
是的，现在，我相信。
今天早上，出现奇迹了。她说：“我醒来时，很想好好生活。”我们一直散步到巴尔扎克故居。她谈起勒南1在特莱吉埃尔的屋子，谈起纪德2，谈起扬在医院里给她念的《马丁·伊登》3。她身体恢复了。她痊愈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再也不会喝酒了。
女友杜拉斯（42）
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简短的提示，没有更长的叙述，但在那个焦虑不安的奇特时期，几乎一步没离开过医院的扬也写起东西来了。在玛格丽特的祝福下，他在1983年出版了《玛·杜》一书。讲述那些日子里的生活。
扬的作品，带有杜拉斯的风格——夸张与简洁、泪水和沉默相混合，难以模仿——它以大量的细节，详述了一种让人心慌的亲密。扬冲破了所有的习俗，像玛格丽特一样，什么都敢说：他对她的爱，她在他面前的随便。
“我给你洗身体，洗头发。你让我洗。你说：‘好好替我搓背，自己永远碰不到的那些地方。’‘我用勺子把剩下的汤给你。’‘我想睡在你身边，那儿，听你说话，听谁也听不到的东西，你说的这些话……你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人。’”
他敢写：“两天两夜来，你大小便失禁。你说：得买干净的床单。我洗了两件长睡衣，晾在浴缸上方。人家给了你一件医院里穿的衫衣，那是一件背部开口的白色紧身衣。你说：‘很漂亮，是上等棉制的。我们偷了它，送给你。’我们去浴室。你的大便很黑，你感到奇怪。你说：‘我内出血了。谁也没发现。’”
扬记着，记着。这大量的细节有时挺可笑。大部分人不屑一顾，他们觉得太微不足道或太粗俗，不会写出来。但它们却成了文学中崇高的文字。
我重读了扬的书，发现了让…达尼埃尔友好的警觉，发现了我们在她身边与死亡斗争的友爱的痕迹以及我们在夜晚的谈话。我打电话给玛格丽特。我说：“一切都完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泪如雨下。玛格丽特让我哭着。她什么都没问，仍抓着电话听筒。玛格丽特的沉默中也有流泪的声音。她说：“什么都还没有失去，我敢肯定可以渡过难关。”
我说道：“什么都不该出现，不许有任何痛苦。”
玛格丽特说：“对，什么都不该出现。”在泪水中，我听见她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
14年后，玛格丽特去世了，但今天，作为证明，我同样可以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她还活着，正忙碌于纸张与我之间。她狡黠地说，一本正经中甚至有点狡猾：“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
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每当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写作？或者是说，她将让别人写出受她启发的作品？扬就是一个例子。肯定还有很多。
扬记录说，1982年10月21日，星期四，玛格丽特被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凑巧得很，我写这个星期四的故事也是在10月21日。超现实主义很看重这种偶然性。14年前，秋叶还像今天这样仍挂在树上？那个星期四，在诺弗勒，树叶五彩缤纷，从黄到红，什么颜色都有，还是已经落在了潮湿的地上？
我还遇到一件巧事：人们刚指给我看我的新车的车牌号码：796LVS75。这LVS立即跳入我的眼帘。劳尔·V·斯泰因的开头字母。
超现实主义者这样自娱是有道理的：神秘之物是可能存在的。我将开着劳尔·V·斯泰因的汽车。
1982年年底，玛格丽特还在说胡话，不过，她的幻觉越来越少。她又开始写几行东西了，并当场就把她所写的前几行东西给我看，写得很朴实。她从衫衣里拿出一页被涂抹过的手稿，说：“给，但愿这能帮上你的忙。”这是一篇评论我的小说《匿名者》的短文。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没什么反应。
“别担心。沉默，我也遇到过。”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和我，这完全不一样。”我激动得都忘了谢她了，但她从不讲俗套。她认为我和一本妇女杂志的合作越是出名，文学评论家们对我的书就会越是视而不见。
“你只需把我的这页文章给《解放报》。他们会用的，因为这是我写的。朱利喜欢我。”
这时，我感到玛格丽特完全脱险了。我们决定在圣诞节庆祝她痊愈。
安托万的出世使她十分激动。她希望乌塔也有个孩子。她说：“否则，我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了。”
甚至对她来说也这样，一个正常的女人，应该是个母亲或是有魅力的女人。
一切都很好。小热苏顺利诞生了。玛格丽特恢复了活力。就此一次，圣诞节将真正成为一个节日，尽管大家都喝水。
“子夜弥撒后，大家还是不要聚餐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花环和蜡烛。我们简简单单地在诺弗勒吃饭，在餐厅而不是在厨房里。连同让…达尼埃尔和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我们这六个人都脱离了那场危险。就像我们在同一场水灾中死里逃生一样，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它犹如幸福，但人们所等待的这种幸福时刻很快就使玛格丽特感到厌烦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幸福。
我们互相准备了礼物。大家都准备了。除了她，她像个习惯于别人进贡的王后一样收了礼物。扬很尴尬，为她解释道：“你们都了解她。”
扬面对让…达尼埃尔特别感到难为情。让…达尼埃尔的忠诚和才能都是金钱所换不来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礼物，但也许他等待爱心的表示。
玛格丽特意识到了这种不适，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了。她发起攻击来。首先攻击我们严重的小资产阶级习俗，攻击圣诞节这种“毫无想象力”的愚蠢的传统，接着又攻击起我的孙子的名字来：
“安托万，就像爱德华和查尔一样，是在学校里用的名字。男孩，应该叫让（就像她儿子一样），皮埃尔、保尔或罗贝尔。别叫安托万。”
我还记得她所列举的名字，因为我经常想，为什么她那样排斥安托万这个名字。我笑了，我发现皮埃尔、保尔和罗贝尔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个丈夫的名字。
她和从襁褓里抱出来的一个月大的婴儿玩。她把婴儿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后又把婴儿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这么玩，很温情。这个轻松的时刻只持续到第一道菜上来。婴儿被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玛格丽特直冲让…达尼埃尔说：
“这是医生给作家看病的一个机会。”
我起初不明白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马上又明确地说：
“你曾经有许多机会。跟我在一起，医生们进步很快。”
我们都愣了，哑口无言，让…达尼埃尔呢，这个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无言以对。
女友杜拉斯（43）
直到聚会结束，她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医生有没有本领，就看他对疾病有多深的认识。她看不起医生这个群体，但让…达尼埃尔除外，因为他懂得从她的酗酒中增长知识。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高谈阔论。每个人内心都感到哀伤。当她和扬离开时，她临出门，邀请我们说：
“明天五点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女友杜拉斯（4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