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杜拉斯（1）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与世长辞。4月份她就要满82岁了。
今天，1996年5月3日，那棵紫荆树正在她屋前开花，淡紫色的花给她客厅的窗户带来浓荫。我透过天竺葵的叶子；瞥见了那个像大厅一样铺着黑白方砖的小厨房。她把这永恒的天竺葵叫做“英国薄荷”。我听她对我说，英国薄荷很少浇水也不会死。“枝条一插，它们就会不断生长。你想要吗？”她把英国薄荷栽在窗边，当做薄薄的窗帘。但假如走近去，还是能看清房间里的陈设。有个不新鲜的羊角面包被遗忘在木桌上。
此时，在诺弗勒城堡，一切都是淡紫色的：路边的丁香、鸢尾，往上爬的紫藤，也许还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悲哀的色彩中开始，夜，半蓝半红，淡紫色的。
我想用中间色来写作，就像在两种光线之间，在林下灌木丛中慢慢散步一样。在清凉的阴影和慷慨的太阳之间。在她与我之间。友好得就像树林组成的森林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在电话中，当我听到她的噩耗，我立即就感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我曾在那个宁静的村子里寻找过她。我在那里转了无数次。因为她病得厉害，我已在那几条荒凉的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一边走一边想马上要失去她了。这一次，我感到很伤心，所以没有走向池塘。她的死可以说大大缓和了争执和暴力。没有了玛格丽特，村中可贵的宁静变得既乏味又讨厌。
就像弗朗索瓦丝和伊蕾娜去世以后一样，同是在这个村子里，我曾想尽快卖掉自己的房子，也离开格雷里埃尔医生大街和古蒂埃尔大街。我想逃避回忆。后来，我又回来了，总是重新开始。我实在没办法，我又想起了过去，我不让它退色，我留着它，守着它。这个守护女神的角色，怎么会落在我这个刚刚流放回来，没有根的诺曼底女人的身上呢？
是祖先留下的在轰炸与暴行之后重建家园的习惯？是害怕大逃亡？要保住和扞卫自己的身份？这些也是写作的理由。
她老是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这是她说话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钻。不顾语法，用“大家”而不用“我们”。接下去，则创造一个十分个性化的抽象的词，二者相混，让人惊讶，使人发笑，似乎用词不当似的。
婴儿饿了，哭着要奶瓶，她会这样说：“这孩子，他就不知道等一等。”她突然把婴儿当做了成年人，说他缺乏说话的技巧。大家都笑这个新生儿，但当人们明白了话中的意思，这孩子已永远成了不知等待的人了。她的词汇就像是一个个停靠站，穿插在谈话当中。人们只要听到她说话，就会笑个不停。她也敏锐得让人吃惊，使人看见本来能独自看见却偏偏没有看见的东西。有时，她表达一种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思想，我们由于懒惰或习惯思维不能达到那一步，而她却自然而顽强地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深度。
尽管有这种“地理上的需要”，我们还是闹翻了，或者说她与我闹翻了。那是在1984年，她获龚古尔奖的那一年。
由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充满了我的生活，由于有关大作家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个关于闹翻的故事我觉得也和我们漫长的友谊一样既复杂又富有文学性，我将试图追溯旧磨坊的那条小路。那条位于半山腰的小路，她说是专门为我们两家修建的。她家在平原上方的诺弗勒城堡村的高处，而我家却在村的低处。
诺弗勒城堡像地中海沿岸的村庄一样，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四周围绕着伊夫林省唯一的岬角。1958年，玛格丽特的《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在美国拍成电影，她用版税买了这屋子，这不仅仅是因为诺弗勒城堡有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有什么东西吸引着玛格丽特。
这座可爱的屋子，是对被潮水毁了母亲的补偿。旧农庄一买下，立即就成了她心爱的地方。
一种极为自信的本能引导玛格丽特走向美丽与才能。诺弗勒很美，并神奇地保留了这种美，尽管菜园和果园已被难看的小屋所代替。它的广场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屋，而不像别的许多村庄那样，横穿着一条吓死人的高速公路。
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人们还能闻到热面包和新鲜色拉的味道，教堂的时钟从它奇怪的方形钟楼里一成不变地报着时，别的时候则保持沉默。
在鼓足勇气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好像想数数有多少块暗礁似的，重读了她所有的书。接着，我估计了一下自己真诚的力量。最后，我更确切地用计算器计算了从塞纳河的米拉波桥到她家后面池塘的距离。不多不少，刚好三十五公里。
然而，一离开高速公路，就像过去离开国道一样，大家马上就感到不习惯了，已经穿过一座毫无人烟的森林（她常常在名词前面用“毫无”这个词，以至于我也在此不由自主地跟着用了起来）。小路穿过森林，一直通往村边，她宽敞的屋子就坐落在水塔、纪念碑和小学前面。
女友杜拉斯（2）
海关职员的屋子很适合她。玛格丽特像哨兵一样，监视着孩子们和死者。她只看她想看的东西，但她是用望远镜看的，看得很久，很远。
晚上，她就以此作为话题：在学校门口分食一只香蕉的两个葡萄牙小孩，成了挨饿的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几年后，他们出现在一部童话、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剧本中，它们叫做《欧内斯托》、《孩子们》、《夏雨》……
从她家开车到我家，必须越过学校，绕过广场，盘旋而下。走路则可以走那条着名的旧磨坊小路。那样的话，一直走，三分钟就到了。
她对我说：“你住在窟窿里……”
我笑了，因为她的屋子朝着高速公路，而从我的阁楼放眼望去，却是一马平川。真是奇怪。不过，这种奇怪的地形绝妙地象征着我们在这友谊中的地位。她无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欢仰视她，她也喜欢我仰视她。我并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伤害。这种后退，总的来说，能使我避免打击，使我喜欢看戏。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一出歌剧。很特别，惊人，美丽，光彩夺目。在大约三十多年里，玛格丽特不断使我眼花缭乱。她教我主要的东西，她只教我如何观察。
她也教我浪费时间。“浪费掉的时间就是写作的时间。”从小人们就教我这样一个原则：游手好闲是有害的，不会出成果的。然而，我却发现她独自在房间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柳条椅上，让黑夜来临，或已在黑暗之中。她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着她生活，我弄懂了什么叫作家。她知道没有什么能使我如此感兴趣。
诺弗勒城堡根本就没有城堡，只有一座水塔，最难看的地方刚好对着她家窗口。由于不能有任何不雅的东西破坏她在家中看到的田园景象，水塔被禁止使用，不存在了。甚至谁也不敢冒险就此跟她开个玩笑。然而，喝这么多酒的人面对这么多水……她喜欢喝酒，并因此感到骄傲。大家可以取笑这一点，但对水塔的任何暗示都不会得到饶恕。亲近的朋友们都知道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不该惹。我准备开玩笑，和她闹着玩。就像轮盘赌一样，要么输，要么赢，绝不可能不输不赢。有一天，我将自作聪明，并将受到惩罚。不过，不要着急，慢慢讲吧。
她经常惊叫：“你讲得很好。”我知道她认为讲述并不等于写作。她在《物质生活》中明确指出：“写作，不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同时讲述一切。”很巧，我同时回想起玛格丽特的一切。
她那些枯萎的花束，她在田里拾到的麦穗，她各不相同的碗碟，她浅色的坐垫。慢慢地，我模仿她，我也把不新鲜的花留下来。在我们两家之间，东西和习惯来回流通。她模仿我为我家阁楼设计的落地长窗，甚至让她家阁楼改变了用途。我发现她的家具重新漆过了，没有特点，歪歪斜斜，这在我当古董商的叔叔家里或在我当公证人的公公的城堡里是无法想象的。我是在公公的城堡里结婚的。
总之，在诺弗勒，就是在我家里。我兼收并蓄。以后人们才能分辨出真伪。（她说：“写作也一样。你首先阅读和模仿。然后，有一天，你丢开读过的东西。最后，你自己写作了。”）
对我们俩来说，这些用我们的笔赚来的房子表明了一种独立，一种胜利。我们带来了我们精美的东西。
她的阁楼适合午睡。她在长窗前放了一张床，在那里欣赏她的公园。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园。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扩大或缩小一切，而那并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从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园呢？
1964年，我买下房子后，曾做了些装修。玛格丽特不时来施工现场看。有一天，她由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妻子索尼亚陪着。
索尼亚是个英国人，所以在起居设备方面是个行家。她察看了这个未来的“家”，用她欢快的语气做出了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判断：“缺一个宝宝”。
女友杜拉斯（3）
今天，每当我不得不到一楼去找二楼没有的厕所时，玛格丽特听到“宝宝”这个词所发出的笑声和索尼亚说话的腔调仍在我耳边回响。
还有一天，玛格丽特劝我到泥水匠已用卡车运走的那堆瓦砾中翻一翻，去找一块她已经注意到的木板。我去找那块旧木板，建造房子的木匠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波托·弗朗索瓦，1882年12月”。
波托，注定是木匠的名字，而弗朗索瓦，却是我儿子的姓（而日期则与我孙子的生日相同，只是相差一百年）。我把那块木板挂在墙上。玛格丽特喜欢这些模糊的回忆和昔日生活的痕迹，但她写作时不爱用过去时：“我喜欢真实：一过了现在，人们就看不到真实了。”
我发现自己用现在时写作，而过去时或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已经过去的那些时刻。我也许是随她的爱好，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与我的选择相符。这来到我笔尖的现在时，那是颤抖的时态，使得她依然活着。她穿着小小的高帮皮鞋，笑着，身体结实。眼镜大大的，双手细细的。她的声音，慢慢地轻下去，然后消失。
我们也交换菜肴。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汤甜猪肉、白菜包肉换我的白奶油和高级调料。她教我怎样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干菜，红肠，猪牛羊的头、蹄和内脏。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做菜，有创意，经济实惠，十分灵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脚踏缝纫机做衣服一样。她用在圣皮埃尔市场廉价买来的零头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说，一个人如果有天赋做某事（比如说写作……），就有天赋做任何事：音乐、果酱、汤。她指着维希产的配料对我说：“最后，你切碎细香葱，放在那儿，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兴。
她会因为一口长柄平底锅而发脾气。那口锅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个超级市场买来的，她觉得现代到了极点。“你应该买，那是一口透明的长柄平底锅。棒极了，可以看煮萝卜。”看煮萝卜有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激怒了她。假如别人不能分享她的热情，她就会生气。她以这口平底锅与她固有的悲观作斗争，这种悲观把她从一个她在那儿找不到什么理由开心的世界拖向悲剧。而当她找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她又不想让别人破坏掉。
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友杜拉斯（4）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女友杜拉斯（5）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