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他必然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象学校教师批改练习簿那样地被蓝铅笔删改。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他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我告诉他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我也决不准备保证定一个时间同他进行讨论，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就得化两小时去争论。因此，他在受辱后离去。”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他意识到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第一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尔文无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奥家累重，学院付给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够开支，他渴望得到一项合适而收入较高的“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打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标便是成为《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这位卓越的神学家没有遭到过非难。在日内瓦，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更合理的主张了。实际上，任命卡斯特利奥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们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不是吗？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为宗教法庭的成员更是如此。加尔文立即反对，在给法里尔的信里，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对市行政会，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误解，我注意不攻讦他的名誉，希望保护他。”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将其隐瞒的罪行呢？他穿越边境时受了贿？他同荡妇姘居了，在迄今为止仍一无疵暇的名誉后面又有什么隐私呢，显然，加尔文通过散布模棱两可的怀疑空气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没有再比用“保护”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不希望被“保护”。他的良心洁白无暇。当获悉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他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的原因。现在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是什么才行。有了，这一罪行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秘而不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书拉密的赞美诗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她的两乳“好象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的”，这完全不是一种给宗教以荣耀的引喻。第二个偏离同样属于细枝末节：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压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利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例中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虽然卡斯特利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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