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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并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谁忽视它，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我们人类的每一器官都有一个按其天然能量充分运转的本能上的要求。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自行紧张；精液要寻自然的终点。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去抑制持续的生命冲动的愿望，抑制它们，不去满足它们，那么或早或迟将面临自身器官的造反。加尔文的身体因厉行教规而得到可怕的清算。虽然禁欲者试图假装说或自己譬解说欲望是不存在的，但神经却不断折磨这一暴君，明显地强调说欲望是实际存在的。在那些精神生活的大师们中间，可能很少有人比加尔文忍受更多的因肉体的造反而造成的痛苦了。小病接踵不断加剧。几乎在加尔文的每封亲笔信里，都可觉察到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所造成的、恶作剧似的奇袭。时而他提到偏头痛，那使他卧床几天；时而提到胃疼、头疼、痔疮发作、绞疼、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膀胱病，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似乎每一部分都会在压力下垮掉而成为造反的一个中心。加尔文有一次呻吟道：“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但这个人就象他的座右铭那样：“从绝望深处振奋精神奋力前进。”他拒绝让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工作时间。这一骚动着的身躯经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从头制服。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布道台，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布道；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要是卧床不起，牙齿打战。盖上四五条热被子才使他可怜发抖的身体升起一些热意，他仍会在房间里留下两或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如果他同一个朋友到近郊换换空气，消磨一天，他的助手会同他驱车同行。而在这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成车的信使已匆匆地在城乡间来回待命。每次大病方愈，他会立即提笔，恢复他劳累的主活。
我们不能认为加尔文是不活跃的。他是一个精力过人的魔鬼，每天劳作不辍。在破晓前很久，当其他人还在沉睡时，他书斋的灯火已亮了；午夜后，日内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灯火还得亮几小时。从日落到日出，那些抬头看他窗口的人，会觉得这孤单单的灯光好象永远是点燃着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简直难以相信，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有四个或五个大脑可以同时使用。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一被证实为重病号的人，确实千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事。他主要的公事，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不过是许多公事中间的一件。这一兼差的圣俸者，受歇斯底里权力狂的激励，逐渐地取得了多种职务。虽然他在上述教堂发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册装满书架；虽然誊写员发现自己全部时间都化在抄写文件上，而所抄写的也只是所收集的加尔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尔文作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法庭从未作出一个决定；这一“圣经牧师”作为无数神学和论战论文的编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创立者和神学院的创始人，作为市行政会的长期顾问，作为宗教战争的参谋本部政治官员，作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会的组织者，指导并执行他的神学王国所有其他牧师事务。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送来的传教士们的报告，他指导对外宣传。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领袖进行讨论井同亲王们和外交官谈判。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外国来宾。所有的学生、所有未来的神学家，经过日内瓦时都来向加尔文求教并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邮局，是有关政治和私人事务信息的来源。有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记不起，在他的公务任期中，曾有过连续两小时不受干扰而致力于工作。
每天，从最遥远的地方诸如匈牙利和波兰，通过他所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不断输来急件，他要向无数求援的人提出个人的忠告。有时是一个流亡者要求在日内瓦定居，并为他安顿家眷。加尔文发起募捐，保证他同教派的人受到欢迎和支持。有时是有些人要结婚；有时是另一些人要离婚。两条路都通向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未经他的批准，任何精神上的事件都不能发生。要是独裁的贪求仅限于其正常的范围里，仅限于精神上的事务上，那就好了！然而，加尔文却认为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作为神权的执行者，他认为尘世间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服从于神和灵。他残忍地把他专横的手伸向国家和城市的每一事务。市行政会议的记录里，没有一天不看到这样的句子：“关于此事，最好同加尔文大师商量。”没有东西可以逃过他戒备的眼睛，我们只能把这灵敏头脑的持续劳动视为奇迹。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带来了数不清的危险。无论是谁，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即使是自愿放弃的），也必然会把放弃作为法律强加于人，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把对他是自然的，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强加于人。以罗伯斯庇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就必将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和冷漠无情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没有权利抬起他的头坦然地向四面八方观看，没有权利无畏地在世界上前进。他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地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从一开始，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作为“邪恶”。凡事能带来美饰并推动我们尘世继续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灵紧张、能促进解放并减轻我们负担的，都被加尔文法典判定为虚浮、无用和多余。尤有甚者，这些苛刻的武断也强加于艺术，甚至那些几世纪来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地结合着的宗教领域里的艺术。加尔文也强制执行了他自己思想体系上的讲求实际。凡能够使官能产生兴趣的，或者能够使感情易于顺从和摇摆不定的，都无情地扫置一旁，一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宝座时，还带着一个艺术家那样易于感动的灵魂。他们会在芬芳香烟缭绕中被弄得朦胧不清，会在音乐声中被愚弄，会被貌似虔诚的圣画和圣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只有当它完全明确时，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绝对地明了，就不成其为上帝的旨意。横扫一切偶像！把圣画圣像从教堂里丢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圣案从弥撒书中和镀金的神龛里解放出来。上帝不需要过份的装饰，横扫使奢侈享乐之徒心灵麻木的宴饮。在神圣的仪式里，不准有音乐，不准有响亮的管风琴演奏声。甚至教堂的钟声，在日内瓦从此静寂无声。因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属的铿锵之音来提醒他的责任。虔诚从来就不依靠心灵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献，而只依靠内在的顺从。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清除宗教寓言画和宗教仪式，停止喜庆和节日。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窖里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甚至不要爱戴，而只要敬畏。
试图以入迷或振奋精神来靠拢上帝，而不是从远处以永恒的崇拜来侍奉上帝，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放肆。这里提出了加尔文主义者对价值再估价的深刻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尽可能地抬得高于世界，希望把尘世撂进深渊，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给予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来贬低人类的概念。这位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类当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乌合之众的罪犯。他一直怀着恐怖和憎恶凝视着那不断增长的尘世快乐的浪潮，那种快乐有万千来源，是生命给予那些禁欲气质较少的人们的。加尔文一再哀叹，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要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当加尔文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他充满了厌恶。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词来描述过人类：“不可驯服的、残酷的禽畜”，还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来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足，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丝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正义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礼拜是肮脏的；我们的光荣是羞耻的。甚至从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也常常被不洁的肉体所感染而堕入邪恶，井同污垢混合。”
显而易见，凡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类看作为上帝未完成的和半途而废的工艺品断片的，将永远不愿意象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承认：上帝可以给予这样的。人以少量的自由和独立。全能的上帝一定要无情地剥夺这些腐败和贪婪的人们的自决权。“如果我们听其施行诡计，他们的灵魂除恶事外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一劳永逸地阻止亚当孽种们的放肆看法，他们居然自以为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发展同上帝、同我们尘世的关系。我们越是严厉地镇压那种放肆行为，越是抑制人而使其服从，于他们就越好。不许有自由，不许有自主的意志，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一定要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之前十分恭顺。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醒；一定要吓唬他们；阻止他们的放肆，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那虔诚而顺从的黔首地位，直到他们把自已的个性结合在黔首群中。这样，个性特殊性就消失无影。
要实现这种对个性的残酷镇压，要实现这种对个人所有权的破坏性的剥夺而利于集体，加尔文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就是著名的宗教“教规”，就是对人类的冲动和欲望强加以迄今没人设计过的、苛刻的控制。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同时，他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去监督恐怖主义者德行的工作。我们刚才所说的组织名为宗教法庭，它的目的定得十分模棱两可。比方说，监督宗教团体以“使上帝能十分纯洁地受到尊敬”。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一道德检查人员的影响仅限制在宗教生活里。但是。由于把尘世同加尔文国家极权主义概念的哲学密切地联结起来，从此，最起码的独立活动就被当局控制了。宗教法庭的巡捕，（“罗马人”）显然是监视每个日内瓦人的私生活的。他们绝对不能放松监视，而且希望他们留意的“不仅是言论，而且是观点和思想”。
从制定对私生活进行如此广泛控制开始，在日内瓦就很难说还存在什么私生活了。加尔文一跃而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后者总是依靠小报告以及各种来源的告密，后来还派遣了一些心腹和密探。但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人性本（并永恒地）向恶而不是向善。因此某人可以先验地被怀疑为一个罪犯，每一个人一定要容忍监督。在加尔文回日内瓦之后，所有屋子的门好象突然敞开了。墙壁好象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响起叩门声，大批“宗教警察”不容公民抗拒就宣布进行“访问”。不论贫富贵贱，每月一次，都得服从这些职业“道德警察”的盘问。一连几小时（因为“法令条款”宣称这种考查一定要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白发苍苍的、受人尊敬的、久经考验的、迄今可靠的人一定要象小学生似地经过考查，诸如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或者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布道。经过这样的盘问和教化之后，“访问”仍未结束。卫道的“肃异委员会”的成员们事事都要插手。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看他们的裙于是否太长或太短，衣服是否有多余的饰边或危险的开叉。警察仔细地检查发式，务使它不要做得太高，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翻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一汤或一菜，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接着，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他窥探书架，巴不得有一本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他查看抽屉，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或者一串念珠。仆人们被查问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孩子们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他一直竖起耳朵以查看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快乐之中。从此以后在日内瓦，当局一直在追猎任何带有快乐的事，追猎“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如果当场抓住一个自由市民，他在工作之余到酒馆喝一杯酒，借以恢复精力，此人就倒了霉；如果有人堕落地用掷骰子或玩纸牌作乐并被当场抓住的话，他也就倒了霉。追猎日复一日地继续着，那些密探们都疲于奔命，连安息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逐户访问，因为有些懒汉会躺在床上不去聆听加尔文大师的布道教诲。在教堂里，告密者注意动静，随时准备呵斥那些迟到或提早退出“上帝之家”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们孜孜不倦地四处奔波。入夜，他们在罗纳河边灌木丛中窥探，看是否有一对罪犯情侣纵情地拥抱；在旅店，他们检查床铺并彻底搜查过客的行李。每封出入城市的信件都得拆开检查。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戒备远远超出了城墙。在驿车里，在公共划艇里，在横渡湖面去外国市场的船只里，在城外的旅店里，密探到处出没。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市民说了任何不满的话，都会被确凿无误地报告上去，但是，更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无数非官方的密探以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