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第19部分

这调子和加尔文的是何等的不同。这是一组明显的对比：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调子和一个充分自信的人的调子的对比；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和教条主义气质的对比；还有，一个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和一个过于自信、永不安心、直到全世界都对他唯唯诺诺的独裁主义者的对比。良心上洁白无暇的人说话总是有节制的，而狂热分子却滔滔不绝散布着恐吓和仇恨。心灵一旦被仇恨的乌云所遮盖，就会一团漆黑。真正的精神上的业绩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业绩只听命于沉默、镇静、学会自制和温和的人。

然而党徒们永远不会关心公平而只关心胜利。他们永远不想向别的观点让步，他们只坚持他们自己的。卡斯特利奥的反驳一出现；对他的攻击就重新开始。的确，辱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之类的人身攻击和荒谬的偷木料云云的无稽之谈是悄然撤回了，甚至加尔文也不敢继续重弹旧调。攻击迅速转向神学阵地。日内瓦人再次开动印刷机。西奥多·德·贝齐再次担此重任。他对主子比对真理更忠心。在日内瓦官方出版的《圣经》上（一五五八年），他竟这样编排，在序文中就恶毒攻击卡斯特利奥，以致读上去他自己倒象是渎神者。贝齐写道：“撒旦，我们的宿仇已经认识到不能象以往一样阻碍上帝旨意的前进，就使用了更危险的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圣经》的法文翻译本，或者至少没有名实相称的翻译本。现在撒旦已经发现和轻浮无耻心灵一样多的翻译者。它可能还会发现更多，除非上帝及时制止它们。如果读者要我举一个例子，让我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吧。卡斯特利奥此人的名字，因其忘恩负义和厚颜无耻，也因为企图把他导入正路无效而引起的许多麻烦而在我们教会中为人周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责任，是打破迄今为止的沉默，并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反对此人——那撒旦的特选子民。”

要用比较明确的措词谴责一个学者为异端是困难的。但卡斯特利奥，“撒旦的特选子民”，无需再保持沉默了，由于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已经恢复了这被迫害的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达。贝齐的回答十分深奥，也可以说，几乎是神秘的、悲苦的。他对那种自称献身于精神事务、实则屈服于不受控制的仇恨的人只能感到遗憾。他深知加尔文主义者不想传播真理，而只是保持他们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除非把他（卡斯特利奥）从道路上清除掉，正象他们先前把神学上和政治上的敌手清洗掉那样，他们是不会安心的。至于卡斯特利奥，他拒绝堕入如此的仇恨深渊。他预言似地写道：“你在煽动当局图谋置我于死。要不是你的书使所有读过它的人都明白你的意图的话，我是永远不敢下此断语的，即使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图也罢。你知道，一旦我死去，那我就不可能回答你了。你感到我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梦魇，因为你看出当局不会同意，即使在你压力下也没有同意。你使我被普遍地仇恨，使我在世人的眼里不被信任。”虽然卡斯特利奥确信他的仇敌们在谋害他的性命，他却以诉诸他们的良心而满足。他对那些自称为基督的仆人说：“请告诉我，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你们对我的态度是由于耶稣的要求呢？甚至当犹大把耶稣交给当局忠实的追随者时，他还是用仁慈的语调同他那虚伪的信徒说话，而且在十字架上，他为将他处死的人祈祷。但是你在于什么呢？因为在某些教义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上，我和你有所不同，你就到处迫害我，还怂恿别人象你们自己那样恶毒对待我。在你们内心深处，一定非常痛苦。你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要受到他彻底的谴责。例如，‘凡憎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者’，这些是简单的真理，它载于《圣经》，只要思想不受神学上曲解影响的人，在查阅宗教经典著作时都容易理解这一真理。而你自己，嘴上说得好听，书上写得好看，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教义用在日常生活里呢？”

卡斯特利奥知道达·贝齐只是一个马前先行。加尔文既是道德领域的暴君，又是现实世界的暴君，是杀气腾腾地仇恨卡斯特利奥、叫嚣要消灭他的根源。卡斯特利奥因此绕过贝齐，直接写信给加尔文。“你自称为基督教徒；你诉诸福音书；你站在上帝旨意的立场上；你自吹你的思想全部献身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自信精通福音的真理，但如果你要教育别人，为什么不首先教育你自己呢？你怎么敢在布道台上大声呵斥那些作伪证的人的同时，让你自己的著作继续作伪证呢？显然，你意欲破坏我的自尊。你既狂妄又自信，好象你就坐在上帝的旁边，而他把他内心的秘密全告诉了你。请反省吧，不要等到为时太晚了。试一试吧，如其可能，怀疑一下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别的许多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摆脱你那自毁的自负吧；摆脱你对那么多人，特别对我的仇恨吧。让我们互相出于好心而竞赛吧，那样，你将发现把我说成是不虔诚的说法，跟你选定我犯有不名誉的过错一样，都非事实。请容忍我们在有关教义上和你少许的分歧吧。两个虔诚的人，在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灵上是一致的，那难道不可能吗？”

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精神回答，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卡斯特利奥本人，在同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他写道：“我知道，如果我象你一样，对你提出那么多的控告，那么，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亡了。”接下去，他试图重新处理这场争论。他认为，这不过是学者之间常有的一场争论。虽然他的敌手正磨刀霍霍意图杀他，他还是又一次伸出和解和友谊之手。“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不要再用不实的控告来压服我吧。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们，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毫无问题，我们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但那无妨于我们彼此相爱。终有一天主将把迷途的羔羊引到正路上去。我们两人当然知道（或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对基督教博爱的责任。让我们实践此事，并通过实践闭上我们敌对的嘴吧。你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同样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好啦，让我们中间最聪明者表明他们是最友爱的吧！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聪明而傲慢吧！上帝全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使高贵者卑贱，使卑贱者高贵’。

“当我写这些话时，我的心渴望着爱。我向你提供爱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和好。我吁请你对我表示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是发自内心才这样做的。

“如果你无视我所能做的，继续用你发自内心的仇恨攻击我；如果我不能说服你象一个基督教徒爱他弟兄那样爱我，我只能保持沉默了。愿上帝作我们的法官，在你我之间，按照我们为他服务忠诚的程度来作出判决吧！”

那样动人心弦的呼吁竟会毫无结果，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道德性质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论家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概念中，对其他概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象这样的呼吁，虽然十分人道，但不能为其所动。思想上的偏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不公正。当个人或一个国家成为眼光狭小的、狂热主义者的捕获物时，就没有互相了解和宽容的余地了。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无动于衷。那不过是一个人急于求和的呼吁，并非公开宣讲，并非争论，也不想把他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那虔诚的日内瓦牧师驳回了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吁。他所做的是开始给卡斯特利奥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纹，轻蔑和煽动的毒气加强了。为了使卡斯特利奥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为笑柄，加尔文编造了新的谎言。这可能是加尔文所发动的攻击中最背信弃义的。尽管当时在日内瓦看戏是有罪的，但在日内瓦神学院中加尔文的信徒们却上演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剧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罗很显然就是卡斯特利奥的影射，他作为撒旦的主要仆人出场，在剧中要他说：

“对于我，不过是一个为任何人服务的人。

为了钱，干什么都一样。

因此，我看不到别的事物……”这是歪曲的诽谤。一个终身在使徒般贫穷中度过、靠卖文为生的人，一个宗教宽容的辩护士竟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服务的职业煽动家。这样的言论是经过日内瓦的领袖们批准，不，是得到他们鼓励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深仇，旷时日久，使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和诽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禠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教授的席位，亲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烧掉，如其可能，连同他本人一起烧掉。

这些心怀仇恨的人交上了好运；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户“访问”中，发现有两个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书，书上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扉页或末页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出版地点。这本文艺小品《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散发着异端的气息。这两个人立即被带到宗教法庭；由于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们很快就承认这本书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借给他们的。猎手们立即跟踪上这新的足迹，希望最后把困兽驱入绝境。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象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象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象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象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给糟蹋了。那些认为被迫立誓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真的象他们宣称那样已经信奉了那宗教的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他们会说：‘我真诚地相信你们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们强迫我立誓信奉的却是虚假的。’坏酒不能靠强迫别人喝它而变好。”

因此，卡斯特利奥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通过宽容才能实现和平。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战斧和大炮去建立，只能依靠影响别人，使他们不受强迫地去接受一种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战争并把思想连结在一起。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确实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墓上，敌对教义的双方达成了协议。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却预示了南特法令的诞生。那法令使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日内瓦，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视为滔天罪行的。其时，加尔文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拿起武器。没有比加尔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会政策和卡斯特利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议更不协调的了。独裁者收紧了所有的线，以确保压制卡斯特利奥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内各点，捎去给各新教当权者的忠告信。加尔文的组织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教会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信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

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的“危险”著作没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杀了。是的，书是被扼杀了，但是作者，这位沉着、坚定、反教义、反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又该怎么对付呢？一定要结果他。不准他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破坏对他的支持。西奥多·德·贝齐又一次应召使用绞索。他把《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辩护和非难的回答》一文奉献（虽然仅此一奉献）给巴塞尔的牧师们，说明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卡斯特利奥。贝齐暗示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宗教的正义将要对付这个异端和异端们的朋友”，这位虔诚的神学家使用了大量诽谤性的语言，嘲骂卡斯特利奥为说谎者、渎神者、邪恶的再洗礼者、神圣教义的亵渎者、卑鄙的拍马者、不仅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最后，他被诬蔑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铁工场中锻造的。说真的，贝齐一怒之下骂出来的话竟如此语无伦次，以致许多恶谥彼此对消了。但是从这火山喷发的激动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举取消卡斯特利奥发言权的决心，如有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狂热分子已经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打算把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押上审判庭。控告无耻地、不带一块遮羞布地公开了。一纸要求送到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要地方当局立即行动起来。卡斯特利奥将作为公敌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障碍，使得罪恶企图未能立即付诸实现。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如没有人向当局递交一份书面的起诉书，检察便不能开始。仅仅因为一本书持有不同的意见，还不足以构成检察的理由。显然，在这情况下，正常的程序是加尔文和德。贝齐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控告。但加尔文遵照他业经反复试验、被证明为有效的战术，宁愿留在幕后，而怂恿别人去承担责任。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对付塞维特斯所用过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贝齐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可以断言，这个亚当·冯·博登斯丁，是最不适于扮演保卫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尔斯塔达的儿子。路德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　把他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