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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为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日内瓦市行政会负有实际上执行这罪行的责任，从精神上对此案进行复查，证明上述宗教的和尘世的当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权。市行政会无权对一种精神上的违犯作出判决。”加尔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责任强加给地方当局。“由于受到你的证言和你同谋的影响，市行政会将一个人判处了死刑。但市行政会在这一件事上无权采取行动，也无法加以判别，就象瞎子不能辨别颜色一样。”加尔文犯了两重罪：教唆罪和执行那可憎行为罪。不管他将不幸的塞维特斯投入火焰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你把塞维特斯处死，或是因为想了他之所说，或是因为根据他内在的信念说了他之所想。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把他处死，那么，在采取如此极刑之前，你们也有责任试图使他相信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些观点；或者，为此目的而摘录《圣经》，足以证明你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处死，虽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信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杀死了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号角三响，卡斯特利奥的判决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这一最高的道德权威已经作出裁定。但是，身后的补课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不光是要宣布约翰·加尔文其人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卡斯特利奥责问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个人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书和你的行为将导向何处吗？很多人强调他们是在保卫上帝的荣誉，但今后要想屠杀人类的‘上帝保卫者’将以你作为证明。他们将跟随你，走同样灾难的路。象你一样，他们将用血来玷污自己的双手。象你一样，他们将把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刑台。”“这并非是危险的、孤立的、狂热的个人，而是狂热主义的一种罪恶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在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好是在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他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你嗜血的祈祷，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使君主们和其它统治者们看清真相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那血还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会象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过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人们从它的绝对的真实和明晰中可以想象得到，《答书》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们：如果他们不立即起来反抗日内瓦的镇压，在新教统治下的思想自由、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就会丧失殆尽。根据一切可能性来判断，在卡斯特利奥对审判并处塞维特斯以火刑一事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之后，全体西方世界善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而且肯定将会永远被压倒。但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在结束加尔文不妥协的正统观点方面，却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简单最残酷不过了：因为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付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其时手抄本已经通过作者在巴塞尔的好友在民间流传），日内瓦的当权者通过他们谍报人员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奥将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是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予以打击，凶猛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怕的是：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对付孤立的个人。加尔文只因为塞维特斯在教义上与他观点不同，就残暴地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他多亏了片面的审查制度的帮助，才能使他的残暴行径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奥想以人道名义提出抗议，却拒不被受理。事实上，巴塞尔市行政当局没有理由禁止一个自由市民——他还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呢——打笔墨官司。但加尔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提线，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反击。一个正式的抗议出笼了（不是以加尔文的名义而是由日内瓦市出面），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的攻击。其结果是巴塞尔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或者是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事业，或者是为维护这一事业而去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使加尔文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被缴械，他不能再写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那胜利的敌手以加倍的愤怒予以回击，却不允许他还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奥在这本小册子里以预言式的口气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
面对恐怖政治而无处申诉。在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奥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压制理智的时代，被压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征服表示无限的蔑视。“你们的言词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决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压倒真理。让我们不要对那杀害基督的尘世审判注意吧，让我无视那些只使暴力事业胜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国决不在这世界上。”
恐怖再次占了上风。每况愈下，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恶而确实加强了。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