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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加尔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为自己开脱，对屠杀的谴责一直不能平息下来。加尔文的辩护书，连同他坚持要追猎异端的叫嚣，给人曾下了很坏的印象。连最好的新教徒对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建立一个罗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称，这样一个荒谬的论点如果由市行政会提出，而不是由一个上帝的传教士、一个上帝的仆人提出，还比较不讨人嫌些。泽钦特斯，伯尔尼城的公务员，后来是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拿定主意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加尔文表明他的态度：“我声明，我也是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因信仰分歧而处人以极刑的权力的人们中的一员，只有那些错误是蓄意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犯的才例外。是什么使我对这类事情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不是从《圣经》中摘录下来可用于反对暴力的章节，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所看到的再洗礼派的胡作妄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八十岁的妇人，同她的女儿，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拖到绞台上。这两个妇女没有犯别的罪，只不过拒绝让婴儿受洗。根据这样一个事件，我深怕司法当局可能不会在你要想确立的范围内行事，深怕他们会把小错当成大罪。因此，我相信，当局如果贤明，就应多在仁慈方面考虑而不要急于诉诸刀剑。我宁愿流尽我自己的血，也不愿沾上一个人的血，如果此人没有干过该受死刑的坏事的话。”
这就是在一个狂热的年代里，一个低级市行政官员所说的话。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观点相同，但认为不宜出口。甚至这可敬的泽钦维特，也与他的老师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不同，在当时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一边。泽钦维特谦卑地通知加尔文，他不打算公开抗议。“我将不涉足于竞技场，除非我的良心驱使我这样干。我宁愿在我的良心允许的范囤内保持沉默，不去激起争论而伤害任何人。”一个人道主义气质的人是太易于听任事件摆布的，这样就使暴力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的表现和这杰出然而温和的泽钦维特相同。他们保持缄默。这些人道主义者、教士和学者们，有的憎恨公开争吵，有的深恐如果不（伪善地）宣称处决塞维特斯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功绩的话，自己会被怀疑为异端。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方，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加尔文荒谬的要求，主张将持异议者处决。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个声音，一个加尔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恶痛绝的声音出现了，它以侵犯人道为名，谴责加尔文应对杀害米圭尔·塞维特斯负责。这就是卡斯特利奥平静的声音。他从来也没有被那日内瓦的独裁者的威胁所吓倒；为了拯救无数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决然甘冒生命危险。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辈伊拉兹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许多面的，不管是尘世的还是神圣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写成但到现在才印行），公认为重要的命题《论怀疑的诡计》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奥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谨慎小心，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他宁愿缄默也不愿过早干预一场不相干的争吵。为了内心的自由，他自动放弃了公职和高位；之后，他退出政治生活，宁愿献身于宗教上创造性的事业：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尔，这最后的宗教自由的国中之国安了一个安静的家。在巴塞尔的大学里依然保存着伊拉兹马斯的遗物，为了这个理由，那些过去的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都逃到那里，以逃避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还住着卡尔斯塔迪，他被路德从德国放逐出来；伯纳丁诺·奥钦纳，罗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猎他；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逐出；雷吕斯·素西努斯和科吕斯。赛肯达斯。特利赛；还有低地国家的放逐者，以化名为掩护，再洗礼派的戴维·乔立斯。共同的命运，共同地反对迫害，把这些流亡者带到了一起。虽然在宗教事实上他们彼此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结成友谊前不必在教义的每一细节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对他们的思想也对他们的身体行使权力，他们与独裁者一刀两断之后，就在巴塞尔过着一种安静隐居的生活。他们不向外界送传单和小册子，他们不发表会引起争论的演说，他们不拉派结党。使他们空前团结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领域，同样也在肉体领域日益加强的独裁权力使他们感到痛苦。寂寞的“规劝者”（就象任何反对实行教义恐怖的人后来这样自称的）是根据和平、博爱联合起来的。
这些独立的思想家们，当然把烧死塞维特斯和加尔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凶恶的小册子看成是宣战。在如此蛮横的挑战面前，他们被愤怒和恐怖激怒了。他们认识到争端是决定性的。如果对这样一个荒谬的行为不起而应战的话，那么，欧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强权会代替正义。“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在宗教改革高举的“良心的自由”的旗帜遍及世界之后，难道还要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吗？难道在某个方面持有与加尔文不同观点的基督教徒都要用火和剑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在上千个同样的火把从查佩尔高台上引燃之前的关键时刻，难道没有必要高声宣称：凡在精神事务上持有和有权力者不同观点的人，绝对不能象野兽一般地加以追猎，或者把他们象强盗和杀人犯那样残酷地处决。即使已经晚了一点，但全世界一定要明确地懂得，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实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造的。为了被迫害者和反对迫害者，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他们被打上“失败主义者”的烙印，由于他们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很可能会暗中破坏虔诚的或爱国的热情。这样，在加尔文所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信徒们不敢公开传播他们的观点。一个代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个如同卡斯特利奥等人所设计的那样的对人类博爱的呼吁，甚至在当天就会被精神上的专政的禁令所挫败。
因此，必须要以机巧来对抗暴力。有人特地杜撰了一个名字叫“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据说是一本新书的作者。实际上这是卡斯特利奥的书，扉页上出现了假名和假印刷地点（马德堡，而不是巴塞尔）。但最主要是书的内容。表面上，这本书是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是营救被迫害的无辜者的呼吁书。它看起来好象有些书生气，内容是博学的基督教士和其它权威人士在讨论问题。（原文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有关异端，是否应该迫害他们，应该怎样处置他们，许多有学问的新老著作者作了阐述。”确实，无论是谁，只要他翻几页《论异端》就会完全相信，这本书只是一本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会找到天主教会最著名的神父们——圣·奥古斯丁、圣·克莱索斯托姆、圣·杰罗姆的主张和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或无党派人道主义者（如伊拉兹马斯）著作中的选段，和平地并列在一起。此书当然只是一册摘自各种不同的哲学家们著作的法理学和神学汇编。它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对有关因难问题树立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但是，略作一较深入的检查，就能发现，这本书只摘录对异端判决死刑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些意见。那本书的机巧，那唯一的恶意，在于它的极度认真。事实上，它在权威们谴责用极刑对付异端的许多文章中，插进去一个看来会使加尔文感到特别恼怒的名字：加尔文自己的名字。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里曾经散播过反对残忍地求助于火和剑的观点。杀害塞维特斯的凶手，加尔文，被以前的加尔文谴责为违反基督教义。下面是加尔文署名的文章：“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
但是，衡量一本书的价值是它公开表示了什么，而不是隐藏的看不出来的意义。在给沃登堡公爵的献辞中，卡斯特利奥是一丝不苟的。这篇献辞的开头和结尾，把神学选集的编辑者提高到逃亡的论战者的水平之上。虽然给公爵的献辞不过寥寥十几页，但它们是主张思想自由和在欧洲有一个神圣避难所的首次记载。虽然所写的仅对异端有利，献辞仍为后来那些因要求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独立而遭到迫害的人们，作了生动的辩护。对精神正义宿仇的斗争，对那些希望镇压与他们宗派相反意见狭隘性的狂热者的斗争，在此明确地展开了。现在，那宗教限制的概念胜利地对抗着宗教宽容的概念，后者的散布，是在地球上清算仇恨的唯一方法。
卡斯特利奥以不带偏见的逻辑性，明晰地、无可辩驳地发展了他的论点。争论的问题是：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对谁可加以异端的称号而不失公正？卡斯特利奥口答如下：“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他发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它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卡斯特利奥拒绝传染上这样的迫害歇斯底里症。他知道，每一时代都会发现一群新的倒霉鬼，成为倾注集体仇恨的怨府。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哲学。那些比较小和弱的团体的成员们，被用来作为潜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精力发泄的靶子。口号和时机可以改变，但中伤、蔑视和破坏是不变的。现在，卡斯特利奥宣称，一个聪明人是不会被这样诽谤性的言论所蒙骗，也不会由于群众本能的愤怒而随波逐流的。他怀着进一步献身于公正和正义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公理。因此，就异端而论，“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拒绝采取权威性的态度，除非他能全面掌握这一个词的重要意义。
然而，异端是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加尔文和宗教法庭的其它审问官宣称，《圣经》是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比利阿斯非常仔细地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中寻找着。瞧，他在经典里找不到那个词和那个概念。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有可能得以流传。要先确定教会，然后才有人背叛教会。在《圣经》里，我们的确发现有关不信教者和有必要对他加以惩罚的记载。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不信教者因此就是异端。塞维特斯事件为此提供了证明。那些被称为异端的人，特别是再洗礼教徒，坚持称他们是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教徒，把耶稣基督尊为最崇高的和最敬爱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一个突厥人、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异教徒叫做“异端”。异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所犯的罪行。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异端者，虽身为基督教徒，但不承认“真实的”基督教义，顽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正”道之谓也。
现在，我们得出了我们的定义了吗？天哪，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兹温格利派的、再洗礼派的、胡斯派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卡斯特利奥是够勇敢的，他向刚愎自用的加尔文挑衅：用一个不过分的“不”字作答。《圣经》的含义时而清楚时而含糊。这位根本上笃信宗教的人写道：“宗教的真理是在它们神秘的性质之中，在经过一千多年之后，它依然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直到精神上的爱启示我们，并最终下了结论，鲜血才会停止。”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正象所有的国家都因承认存在着一个上帝而联合起来。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那么，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