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作品里和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遥远的，陌生的，阶级的评价多少掩盖了道德的评判，给胡子定性支离破碎、偏颇、不完整，贪婪、凶残、打家劫舍。目睹者口碑后人的多数是超乎常理的杀杀砍砍抢抢夺夺的血腥故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胡子，常常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民族变节沦为日本汉奸走狗；死心蹋地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在关东这块蛮荒、肥腴、丰臂一样的土地上，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血色天空的景衬下，把胡子的命运概括为这三种结局显然是客观、公正、实际的。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忽视：胡子就是胡子。
胡子产生到形成强大势力的猖獗，始于明末清初关东富庶的黑土地开禁，中原人的闯进，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日俄战争后，这里变成殖民地，由外寇扶植傀儡满洲国的私生，关东人被置于铁蹄践踏、官府压榨、恶人强食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胡子，绺子中人员成分囊括了关东社会各阶层人物。至于胡子产生、发展、消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罢，我写的这本纯粹胡子故事不回答这些问题，文学描写的胡子有它的缺陷，艺术的真实难免与实际事件有出入，但我力争把胡子写得像胡子。
《玩命》成书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关。我出生的年月与胡子消亡的年代相距二十多年，以我生活的现实与年纪准确、真实地写出纯正胡子的作品，显然很难。但几十年的科尔沁草原生活给了我写胡子的契机和丰富的资料。
我居住的土屋就建在满清的东夹荒上，这里浓缩了关东荒天荒地，荒荒的岁月和荒荒的历史。延续至今的屯名，如乔家窑、卞家营子、沈家窝棚仍然保持胡子老巢的味道。关东语言中至今还使用胡子隐语黑话：起屁、上亮子、挪窑子、四梁八柱……绺子中严格的清规戒律仍为今人称道，几乎目睹或经历胡子的抢劫、绑票的老辈人，都能讲上一两段胡子的轶闻，流行关东火炕上的瞎话内容中胡子的故事占相当部分。
在这种远离胡子活跃年代，而又有人津津乐道谈胡子的氛围中我生活多年。如果我血管里流淌着清馨青草味儿，至少咴儿马嘶和笃笃枪声浓了殷殷血色。也许我当过胡子的祖辈遗传基因中有胡子的某些成分，这些显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真正明晰的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在得知赵坨子曾有一次胡子与剿匪的骑警激战的传闻后，我想去捡几颗过去的子弹头、子弹壳什么的。
一个荒春的三月，残冬的景象仍在冻僵渐醒的柳枝上逗留，这个季节无疑预示或者加深了我对胡子的印象。沟沟壑壑的赵坨子，火药味显然在几十年前就消散了，阴森的匪巢已被沙砾埋没，陡峭的坨壁上垂吊的笤条子周围布满指粗的圆洞，可以断定是三八大盖枪洞穿的弹孔，或许是当年一个藏匿的胡子被密集的子弹打碎。在找到两枚锈蚀发绿的弹壳后，我见到露出沙尘中的一个白光光的骷髅头，投向恐惧一瞥时，一道闪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一颗长长铜子弹头嵌入骷髅的前额。迟疑了许久，我颤抖的手捧起并不洁净的沙尘把骷髅头埋掉。离开赵坨子我心情骤变，在也不想拣什么子弹壳子弹头的东西玩了。但是大人们对这个骷髅的解释铭记我心里：“肯定是胡子，没有人给他收尸。”一个人死去暴尸荒野，任凭食肉猛兽啃去筋肉，而剩下白花花的骨骼，他的同类漠视而无动于衷，这件事令我战栗，接下去我做了许多年噩梦。
伴随年龄增长，我的探求意识增强，胡子是些什么人？距这件事约二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偏僻的角落——额伦索克（蒙语：二龙屯的意思）找到一个活着的胡子大柜，报号压五省。关于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根据他的要求，我不能披露更多的细节。在干打垒土屋的火炕上，在燃烧的干牛粪发出的气味熏蒸中，已是八十三岁的当年匪枭提议用小饭碗喝酒，我们随之成为朋友。他向我讲述了很多胡子的习俗、绺规，被他炫耀的几次杀砍砸抢令我震撼。显然，我所写胡子小说部分素材是他讲述和提供的。尽管他极力反对透露他的经历与人生的真实，但我还是在本书某一篇中写了他，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流贼草寇”、“吃走食的爷们”这些是胡子们的自诩。
本书的写作另一个原因，即我对胡子的理解。传统称胡子为恶人，我觉得恶人身上在那个岁月里表现出民族气节的东西更加充分；还有人认为胡子是亡命徒而缺乏真正的爱憎，其实也不尽言，这本书道出了我的观点。
胡子匪也盗也贼也，人们都这么说。
——作者
1974年获得土匪素材。
1985年至1992年部分章节报刊发表。
1993年以《土匪没有眼泪》结集出版。
2004年重新整理。
2007年8月最后定稿于大连家中。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