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英雄海量，岂在乎区区一瓶白兰地。干了它。”
两人一人拿起一瓶白兰地。瓶底朝上，一饮而尽。何耀榜感到有点吃不住，再看刘纲夫，纹丝没动，真是见鬼！哪来那么大的酒量？国民党天天喝酒吗？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喝他个“同归于尽”。何耀榜大声叫道：
“再给我和刘先生一人来三瓶。”
六瓶白兰地很快摆上了桌，刘纲夫一怔，瞧着山沟里钻了三年多、吃野菜、嚼干粮，面黄肌瘦的何耀榜；看看自己白白胖胖，肚肥腰圆，满面红光，认为何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欣然允诺：
“只要何先生有雅兴，我刘某奉陪到底。”
“好！”何耀榜义无反顾。心想我为革命利益喝死了也是烈士，你呢？一咬牙，三瓶白兰地下了肚，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五脏如焚，翻江倒海，虽然身躯瘦弱，脸也放出红光，迷糊中，何耀榜仍睁开眼偷看刘纲夫，也喝爬下了。于是放心了，闭上眼沉沉地昏昏地睡去。
这一睡睡了两天之久，把高敬亭和郑位三吓了个半死。到处寻找解酒的方子，还请来“山林医院”大夫来洗胃。第三天，何耀榜总算慢慢地醒来了。
何耀榜第一句话就是问：“那委任状退掉了吗？”
高敬亭如释重负，忙说：“退掉了，退掉了。”
原来，刘纲夫和何耀榜都醉了之后，郑位三便拿出委任状对刘纲夫说：“刘先生，你代表南京政府送来的委任状，是不符合九河签字条款的。因此，现在把委任状退还给你。关于红二十八军的番号，谈判中暂订的工农抗日联军番号也是无效的，得由两党中央去具体决定。”
刘纲夫迷迷糊糊一摆手，让他的随从王子发把委任状收下了。
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和鄂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所属地方武装、便衣队基本集中完毕。全部人马一千八百余人。
为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抗日的需要，部队集中后，即利用暂时的和平环境，抓紧时间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进行整训，动员和培训革命青年参军。其间，高敬亭、何耀榜还到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工作会议，接受新的指示。
遵照党中央指示和长江局关于尽快集中队伍训练并参加抗战，同时留一部分队伍保卫根据地的决议，2月中旬，正式将红二十八军以及鄂东北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全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这远离党中央，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高敬亭依托大别山区人民的支持，依靠红二十八军全军将士顽强的战斗精神，驰骋于大别山的丛山峻岭，转战于鄂豫皖的峡谷、平原，穿梭于敌人的“围剿”堵截和驻剿部队之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近三十万正规军，近二十万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的无数次梳蓖式的“清剿”，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其它游击区的斗争，使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锤练了一批英勇善战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并造就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军队伍。
这是三年游击战争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中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它是鄂豫皖边根据地军民流血牺牲的见证，也是鄂豫皖边根据地军民的骄傲。
高敬亭是大别山的儿子。党和大别山区的人民还记着他；红二十八军的指战员们还记着他……
高敬亭告别鹞落坪
1937年10月15日，天高气爽，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菊花黄了，又是一个格外美丽的金秋时节。鹞落坪的乡亲们正忙着收割打场，战士们也一面休整，一面帮助农民劳动，到处充满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这一天，前面说过的张三铁匠、赤南县委书记张泽礼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翻山越岭从金刚台来到鹞落坪。他的身后还跟着个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的漂亮姑娘。
她叫史玉清，皖西金寨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金刚台妇女排干部，县委委员。
金刚台坐落在皖西东南，纵横百十里，这里山高林深，崖峭路险，有七十二洞散布在各陡崖沟壑之中。敌人到处移民并村，残酷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坚持皖西革命斗争的党政机关人员纷纷转移到金刚台上。张泽礼又把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及其小孩共四十余人，编为一个妇女排，袁翠明任排长，县委委员史玉清分工抓妇女排工作。
一天下午，史玉清和老肖、夏丛贵到敌区西河去买粮食，便衣队员曾少甫的儿子“小团长”（外号）也跟着下了山。因为天还比较早，不敢马上就去河西，就在河沟里休息。“小团长”一看到清清的河水，就欢天喜地地在河里玩起来，无忧无虑地在河边捉螃蟹。这时突然在小河的对岸出现了一大群敌人，前队离他们只有几十丈远，敌人又来搜山了。这时史玉清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团长！”敌人一听到喊团长，误以为山上有埋伏，吓得就像掉了魂似的，嘴里嚷着：“红军，有红军。”就一窝蜂地向后退了好远。他们利用这点时间把“小团长”从河里挖了上来。老肖提起左轮枪沿东河跑去，目的是想把敌人引走，但目的并没有达到。狡猾的敌人只派了少数人追踪老肖，多数敌人听山上没有动静，就一拥而上，将妇女排包围起来。
天黑了，敌人闹不清山上是否还有红军的便衣队，不敢夜间搜山，只是紧紧地守在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立即向哪里放枪。夜越来越深了，她们心急如焚，天亮以前不突围出去就会被敌人完全包围。当时便衣队都在敌后活动，妇女排手无寸铁，难以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万一这些同志受损失，如何交待呢‘？史玉清和袁翠明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突围出去。这时一阵夜风吹得满山的树叶哗哗直响，敌人就乒乒乓乓地放起枪来，漫山遍野就像放鞭炮似的。这时候有几个同志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看敌人打了这么多的枪，为什么打不着我们一个呢？因为山上树林密，子弹都被树挡住了。如果顺着地皮向外突围，敌人就难以阻挡。”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她们把妇女排分成若一卜小组，指定了各小组长，进行分散突围，这样目标小。便于行动。又规定了集合地点，如敌情有变化就到另一个集合点去集合，集合地点只有组长知道。零时左右，各个小组分别向敌人包围圈爬去。敌人的子弹打得树叶纷纷直落，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向外爬行，终于在拂晓前突出了这路敌人的包围。但是刚翻过一道山沟，又被另一路敌人发现，将她们包围起来。敌人排着队进行搜山，一个个端着枪，像恶狼一样向她们扑来。妇女排一无枪，二无炮，只好和敌人在大山里周旋。
敌人发现她们没有武器，一个敌军官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叫道：“弟兄们，不要打枪，捉活的，谁抓住这些娘们，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升官就升官。”当兵的一听这个命令，真的就不打枪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像疯狗似的向她们扑来。别看她们都是些姑娘、妇女，穿起山林来，敌人却赶不上，累得在后面干哼哼。但她们连口凉水都喝不上，又渴又饿，累得精疲力尽。当天下午，林维先的爱人何道清因为脚小，加上小女孩拖累，被敌人抓去了。县委委员陆化红的五个月的男孩也落入敌人之手。太阳落山时，她们集合转移到另一座山上隐蔽，暂时避开了敌人。
在敌人搜山的第五天，史玉清和陈宜清等四个人被敌人冲散，与妇女排失去了联系。途中史玉清又打摆子，烧得满嘴都是泡。到了搜山的第十一天，她连病带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史玉清怕为她姐妹们受连累，说：“宜清姐，我实在爬不动了，你们三个先走吧，不要管我了。”她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在姐妹们的精神鼓舞下，她忍着疾病的痛苦，和她们一起隐蔽。这天她们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就在几丈高的悬岩上的石缝里隐蔽。太阳当空时，发现对面山路上有敌人飞快地向她们包抄过来。一扭头不好，头顶上也来了敌人。她们不顾一切，一下子从几丈高的光石板上溜下去，十几个敌人吼叫着追下来。史玉清连声喊道：“快！分头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她攀着树枝跳到一个敌人想不到的乱石丛中。刚躲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喝问声：“臭娘们！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那一个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三个人。”这是陈宜清她们的声音。原来她们从石板上溜去后，就往沟下突围，被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水潭挡住了去路，还没转过身来，敌人已冲到眼前了，就这样，陈宜清三人落入敌人之手。没隔一会儿，山沟里又传来粗野的叫骂声：“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胡说，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到哪儿去了？”“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要杀就杀，就是我一个人！”顿时听到一声高喊：“共产党万岁！”紧接着“砰！砰！”两枪，这个老人就壮烈地牺牲了。
夜很寂静。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孤独星升起好高了，史玉清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爬出乱石丛，在山沟里发现一具尸体。夜色灰蒙蒙的，看不清是谁。头被敌人割去，肚子被剖开。她用手摸出一双粗糙的大脚，她断定是一个男同志，是自己的同志牺牲了。这时她只有仇恨，而没有眼泪，她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捧了几捧沙，洒在死者的身上，尽点心意。
往上走没多远，又发现了一条黑影子，莫非又是一具尸体？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向前走去，原来是床破被单。她的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滚，沟下牺牲的不是别人，是妇女排的红军家属老李。老李六十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儿子当红军长征去了。这床破被子是打土豪时，组织上照顾他的，她还亲手给打了几个补巴，老李走了，她拾起被子痛苦极了。好几天来除了喝一点凉水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四肢无力，手拉着茅草、小树爬上了另一座山。趁天还未亮，就在草棵里睡了一会儿。但是想到被杀、被抓。失散的战友就怎么也睡不着。那该死的山老鼠就从她身上跑来跑去，林中的鸟儿已鸣叫，这时天快亮了。她又转移到树林茂密的大山沟里隐蔽。山上乌鸦很多，一群几百只，它们在山上靠吃死去的野兽或死人过日子，她躲进树林不到一小时，就被一群乌鸦发现了，几百只乌鸦低飞狂叫，它们以为她是死人。当它们低飞离她几尺高时，她就起来动一动，她怕敌人从这些该死的乌鸦叫声中找到目标，赶紧转移到另一个山林里隐蔽，但它们的嗅觉特别灵敏，她转移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这样，和乌鸦周旋了一天。
太阳快落山时，她告别了乌鸦，向山上走去。上山途中，发现一棵洋桃，由于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又渴又饿，水灵灵的洋桃真是一顿美餐。她把洋桃摘下来，用破被单包起来，准备带给妇女排的同志们吃。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会儿，未发现敌人，这时天已快黑了，她背着洋桃包向沟下寻找妇女排。到了沟底她觉得全身发冷，头疼得很厉害，可能又是疟疾发了，实在支持不住了，她就在沟里的石板上休息。这时突然听到沟底下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熟，好像是老肖和曾少甫的声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她不由得脱口而出，喊了一声：“老肖！老曾！”他们俩听到喊声，向她跑来。他俩把她扶出草丛。她问同志们还有多少人在，她们说大多数人都还在。这时她不由得想到老李和陈宜清等同志，控制不住内心难过，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妇女排还有三十多人。衣服被刮破了，身上是皮破肉烂、头发拉掉了。大家告诉她，她和陈宜清等同志失散后，袁翠明同志和红军家属老李同志去找她们。当找到她们隐蔽的山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李同志被杀，陈宜清等三位同志被抓，袁翠明因为躲在石缝里敌人没有找到，敌人所说的大姑娘、大辫子就是袁翠明。
敌人这次搜山持续半月之久，最后实在捞不到更多的油水，只好垂头丧气地滚下山去。从这以后，敌人对金刚台的“搜剿”更加频繁了。并由三个月一次，改为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后来就不定时了，随时上山“搜剿”。到了1937年将碉堡修到了金刚台山顶上，日夜“搜剿”，但也没有把金刚台上妇女排消灭。
妇女排初上山时，金刚台上还有个红军医院，共有十几个伤病员分别住在铁瓦寺一带的蝙蝠洞、穿山洞、水帘洞等十几个大山洞里。到了1935年的春天，由于环境恶化医院番号取消了。从此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了妇女排的肩上。1936年夏季的一天，史玉清和同志们清早上山挖野菜，回到宿营地时，只见县委书记张泽礼带着几个便衣队来了。原来便衣队在一个山洼里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一个便衣队员受伤后失踪了。便衣队一连寻了好几天，既没找到尸体，也没见着活人。张书记说：“小史，你是懂得的，现在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宝贵财富。也许这个同志正忍着伤口疼痛在寻找我们，你领两个人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史玉清领着两个同志出发了。他们沿着便衣队员失踪的地方，一山一山地听动静，一处一处地查痕迹。饿了，就采点野菜野果吃；渴了喝点山水。夜晚就睡在树林草丛中，天一亮，就继续寻找。找了十几天也没有找到。面对莽莽森林和荆棘丛生的高山沟壑，她心里十分发愁。这天，她们隐蔽在一个山包上，分别向各个山洼里观察。忽然一个同伴拉着史玉清的胳膊说：“玉清姐，你来看！”
她顺着手势，只见对面山沟里有一个人，艰难地拨开草丛，一下一下往下爬，爬到沟边，就坐了起来，扬起脸向四周悄悄地观望。
“找到了！”她们兴奋地叫起来，终于找到了那位便衣队员小邢同志。他下肢肿得很厉害，不能行走，就用手掌和膝盖爬行寻找部队。因为他的伤势重，时间长，又是炎热夏天，伤口里面生了蛆虫，臭味难闻。妇女排把他抬回来，在无医无药情况下，烧点开水洗伤口，涂点猪油，用旧棉花、破布消毒后包扎伤口。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痊愈归队。
老肖负伤时，子弹在伤口里未出来。她们就用妇女头上戴的银针和骨头针划开伤口，用手把子弹取出来。妇女排就是这样完成县委交给的治疗、护理伤员任务。
1936年冬天，金刚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整整下了几天几夜。金刚台成了冰天雪地，碗口粗的大树都被雪压断。妇女排正隐蔽在马场一带的深山里。便衣队送粮食，几次都因敌人阻挡送不上去。她们经常挨饿，只好在雪地里执一些草根充饥。就在这时曾少甫的爱人张敏又生了一个女孩。第六天早晨，她把孩子给捂死了。她们发现张敏露出伤悲的表情，问她，她一句话也不说，脸上挂满了泪水，叫她们快把孩子抱走，她们从她怀里接过已经僵硬的孩子，大家都不禁哭起来。史玉清和袁翠明在雪地里挖了一个坑，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