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珊笑了笑说：“好好。一路上，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穿越潢麻公路，更要当心才是……”
“嗯嗯……”吴焕先连声应着。但不禁又冒出这样一句话儿：“这一次往返于潢麻公路，再要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呵呵，我就该提头来见！”
“别开玩笑，还是当心为好。”
“是呀是呀，去年过路时被毒蛇咬了一口，今年还是多加提防才是！”
于是，吴焕先便带领七十五师千余人，又一次穿越潢麻公路，东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
这是历史的穿越！
说来也十分巧妙而又顺利，这一欢穿越公路，吴焕先采取了“昼伏夜动”的秘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了一百多里，直插到公路附近；同时又利用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穿过公路。4月16日，两支红军主力在商城县东南方向的豹子岩，胜利地会合在一起，指战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青山绿水都向这支多经挫折磨难的英勇之师点头致意！吴焕先，徐海东，时隔半年之久被敌人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人物，又一次在皖西北根据地会面了。二人相视而笑，握手无言，从此以后历史也就紧紧地把他们拴在一起……
当天，除了开会传达中央及省委意见之外，互相间还交谈了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反“围剿”斗争情况。吴焕先这时也才明白：坚持在皖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这半年也打了不少胜仗，仅就葛藤山一次战斗，就毙伤俘敌一千余名，活捉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刘书春。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这一时期在鄂东北地区还不曾有过，吴焕先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在了解了红二十八军的真实情况以后，他和郭述申一起向党中央报告了皖西北的胜利。
可是，省委原来所料想不到的事，这时也提到了吴焕先的面前：决定担任军长的刘得利师长，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眼下，由谁担任军长呢？两军合编以后，没有军长是不成的，如同一支正在准备整队列阵、急待起飞的雁群，却没得一只凌空展翅的领头雁，将令人感到十分扫兴，有失军旅的威严！经过再三考虑，他又跟郭述申交换了意见，一致推举由徐海东担任军长。事到临头，他们也只好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过后再向省委报告。据此，吴焕先在4月16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即刻写下这样一笔：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
谁知徐海东偏又憋着一肚子气儿，一口一个“当不了”，就是“当不了”！
徐海东，1900年生，湖北黄陂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排长。北伐战争汀泗桥战斗受嘉奖。1927年回黄陂河口区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后任中共黄肢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红色补充军第六师师长，警卫团团长，红四军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敌人怕他，称他为“徐老虎”。红军战士热爱他，喊他“海东哥”。
徐宝珊估计到了，吴焕先此行皖西北，这边可能有些“疙瘩”。吴焕先了解徐海东的耿直心肠，便采取激将法对他说：
“呵呵，你当得了二十八军军长，当不了二十五军军长？葛藤山战斗，刘书春两个团，就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都是由于你的指挥正确，巧妙灵活，大胆果断……”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徐海东恼怒地嘟哝着，“我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吴焕先不觉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接着又说：“海东同志，我们也是不吵不闹不相识，不打不骂不成交！这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扣过。要说扣帽子的话，倒是真正扣过几顶，叫你想也想不着，猜也猜不到……呵呵，比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还要具体吓人！”
徐海东说是真的吗？
吴焕先说一点不错，不瞒你讲，我上个月在三里城时，曾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确实给你和郭大个子扣了两顶大帽子，向中央告了你们一状！说你们在苏区按兵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听听，这帽子也是够厉害的，够你喝一壶的咧！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跟我原来所听到的反映大不一样，完全是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胡说嘛……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说风就是雨的……”
“这就对咯。我这次来皖西北，就是要听听你的批评意见！我这个人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也很执拗，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记得有那么两回，因为意见不一致，愣是把沈胡子都气哭了……说我‘欺人大甚’！你说我敢么？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后悔，总觉着没照顾好他……”
说到沈泽民之死，两人都默不作声。徐海东不由抹了抹眼泪，说：“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打七里坪的时候，戴季英要肃我的反。他后来对徐宝珊说：‘只要我不死，不准谁再说徐海东有问题。’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派人把怀表送给我……我知道这块怀表还是在上海开中央会议的时候，瞿秋白同志送给他的，只要我不死，一定让它物归原主！”
“胡子可是一直念叨你啊！记得那次过路时，他等不来你怎么也不走，我让担架强迫抬他走。他还骂我‘欺人太甚’。都是敌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当天晚上，吴焕先就跟徐海东睡在一起，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谈郭家河战斗的欢乐，也谈七里坪之围的痛苦；谈飘忽的游击战略的经验，也谈死守防御、分兵活动的教训；谈红二十五军成立以来的作战胜利，也谈所遭受的挫折失败。谈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问题时，吴焕先不禁又说：“还是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两三千人，够叫人痛心的了。说来道去，许多问题都得由我担当！”“戴季英实在欺人！”徐海东忍不住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把戴季英数落了一阵，说他老是跟他作对。吴焕先忙说：“我是军长，应当负主要责任！领导工作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叫你也受了不少委屈。算了算了，咱们从今以后，重打锣鼓另开张，共同带好队伍，多打胜仗，少吃败仗。我嘛，今后也当尽力而为，当好军政委，战场上给你做个好助手！”徐海东听了，还是那么一句实打实的话儿：“我们两个，能够尿到一个壶里！”
但是后来发生的省委对皖西北道委的错误处理，是吴焕先不愿看到也承担不了责任的。1933年7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的同志对他说，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他的爱人夏玉华也是留苏学生，在皖西三路游击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反革命，叫郭述申把她处决。郭述申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回去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是个好同志，红军里难得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5月，省委领导到皖西北巡视工作。凭借逼供得来的所谓证据，指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他们逮捕。郭述申对朝夕相处，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同志深为了解，吴宝才是黄烟工人出身，1927年就加入中共，曾任苏维埃主席，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并代理过道委书记。他为人豪爽忠诚，艰苦朴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爱戴。江求顺1932年任三路游击师师长，后为红八十二师政委，对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有很大贡献。像吴宝才、江求顺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郭述申和徐海东都坚决反对。可是省委领导诬指郭述申“严重右倾”，“肃反不坚决”，是“反革命”，撤消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红二十五军向陕南转移途中，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要处决郭述申。徐海东拍案而起：“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干脆散伙吧！”很多年后，郭述申还感慨万分地说：“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934年4月17日，汤家汇的豹子岩。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七十四师辖三个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红七十五师辖两个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两个师，加上百十人的手枪团，总共三千余人。
吴焕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皖西北、鄂东北两地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分割半年之后，现在又胜利会师了，集中在一起行动，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讲到七里坪之围以后，红二十五军所走过的一段下坡路，都是由于上级领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队伍碰了几次钉子，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总而言之，他这个军长没有当好，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上级领导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出路，正在积极转变斗争方针，前途也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为打垮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最后，他又可着嗓门讲道：“当军长是指挥打仗，当政委也不完全是战场鼓动，耍耍嘴皮子，同样也要指挥作战！危急关头，政委也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带头跟敌人白刃格斗。军长和军政委只是职务不同，职责范围各有侧重，打起仗来都得拧成一股劲儿，坚决消灭敌人！我和海东同志，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两条胳膊，随时随地嫖都得紧紧在一起，共同领导好红二十五军！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改任军政委的就职演说，如同开场锣鼓一般，当着全军指战员敲响起来。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即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越过潢麻公路以后，驻光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即以两个营尾追袭击。就在这时，吴焕先建议徐海东乘此机会，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次埋伏！徐海东立即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集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七十四师三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后发起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
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就转入西高山一带，即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区域。这时，徐宝珊也由天台山转到这里，跟戴季英住在一起，期待着吴焕先的归来……
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三十师彭振山部、三十一师李敬时部，乘机调往江西围攻中央苏区。这样，就更加暴露了蒋介石“摄外必先安内”的狼子野心。对于东北军九个师的来到，他以为将是一次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战争，首先必须以顽强斗争精神，紧急动员和行动起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同时也要看到东北军人生地疏，不善于山地作战，粮饷也有一定困难，尤其是下层官兵思乡怀土，要求抗日心切，不愿参加内战，对蒋介石非常怨恨，等等。因此，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积极行动，做好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
吴焕先也打心眼里同意这些看法，省委对东北军的策略取得共识。将大部分俘虏予以释放，剩下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编成一个班，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可是无论把这个“俘虏班”分到哪个营里，都不乐意。营政委们的脑袋是铁铸的，按着一触及发的保险机，万一生出个什么事端，可不是闹着玩的2零星几个倒也好说，弄个不拿枪的差事做做也可以。而这整整齐齐的一个“俘虏班”，大多又是些机枪射手，其中还有那么两个留着偏分头的“漂亮阶级”……谁个吃了豹子胆啦？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