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陶成章是我们的大祸害，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非把他除掉不成！我现在派你把他干掉！必有重赏。你有这个胆子么？”
蒋介石立刻接受了陈英士的命令。
可是陶成章是个革命党人，行踪飘忽，一时倒也难以下手，蒋介石的师父黄金荣便劝他别着急，答应帮他忙，一定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黄金荣是上海滩第一大流氓。蒋介石曾向他投帖，算是黄金荣名下的“门生”。后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时，就是他和黄金荣这些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的一笔交易。
事有凑巧，奔走沪杭的陶成章辛劳过度，竟病倒了。住在法租界广慈医院养病。
那正是宣统三年的深秋，人夜寒风萧瑟，夜凉如水，广慈医院庭院岑寂，几棵法国梧桐落叶籁籁，灯影黯淡，工友倚墙假寐，护士也在休息，值夜医生尚未到巡房之际，忽然有一个黑影闪人院中，幽暗的灯影中只见来人头戴毡帽，遮住眉毛，穿一件夹大衣，双手人袋，迅速登楼，一直推开陶成章的病房门，之后便听见一声枪响，全院震动，等到查出是陶成章遭了暗害，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
凶手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三个字，从此便开始记录在历史上了。
暗杀革命领袖便是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的突出的“功绩”。
庐山的鸟语花香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席梦思床上搂着夫人，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翌日，他就下了一道手谕。老蒋此次“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以上，其中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恩塑八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孙元良八十八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八十九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消灭大别山的红军，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他的全部“本钱”。
6月29日，蒋介石下山飞往汉口，履行自己的“总司令官”职责。月底，蒋军各部全部到位。
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者张国焘此时却被盲目的乐观情绪控制着。“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侵略，蒋军在苏区战场上的连连失败，国民党的内争引起的蒋介石的一度“下野”，都使临时中央再次认定“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1932年正月9日，临时中央又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具体规定“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江长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张国焘则在同年1月的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公然宣布：“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沈泽民则在大会的决议案中提出，由于南京政府“迁都”洛阳，国民党军队已成了“偏师”，以后红军要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左右下，张国焘不顾四大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已连续作战近八个月，急需休整现状，坚持要求徐向前带部队执行“中央训令”，“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即贺龙红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张国焘等人错误的战略指导，使头脑较为冷静的徐向前于潢光战役后休整部队。准备反敌第四次“围剿”的建议被否定。徐向前不得已率疲惫之师向平汉路出击，虽然打下鸡公山，灭敌一个团，但在其后战斗中连连受挫。徐向前再次建议中央分局停止平汉路的沿线作战行动并以等待鄂豫皖军委“指示”为由，将部队带到黄安以西河口休整。
张国焘、沈泽民从后方匆匆赶来。于夏店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徐向前、陈昌浩都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己极，急需休整训练，以利再战。沈泽民极力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张国焘支持沈泽民，不顾徐向前的强烈反对，要求疲劳至极的四方面军继续执行“中央路线”，马上南下作战，进攻麻城。
7月酷暑，骄阳似火。红军战士很多脚烂患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行军，仍然喊着口号：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打到武汉去！
张国焘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面临着三十万蒋军的团团包围，反“围剿”尚未开始，红军便主动与城坚敌众的麻城之敌纠缠在一起，暴露了自己并受到它的牵制，从而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蒋介石遍于苏区四周的嫡系部队，却十分意外地获得了长驱直入苏区中心的机会。
从这时起，已经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根苗。
旷继勋失霍丘
张国焘不比毛泽东。尽管长征中他有八万人马，中央红军三万，他闹了一段“自立中央”的情绪，但他如果有毛泽东三分之一的军事才能，鄂豫皖不会兵败。大别山红军里不是没有战略家，曾中生就是一位，此时曾中生在黄安独立一师当师长，他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并不比红军主力差的地方部队。
徐向前不得不执行命令再次挥师东下。
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曾中生的黄安独立第一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麻城外围敌各据点前。徐向前本不同意这时打麻城，但既已不能不打，那就要速战速决，能在敌第四次“围剿”发起前结束战役，让红军官兵获得休息，也让部队获得战略上的隐蔽地位。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这个了。顺便说一句，打麻城是符合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路线的。毛泽东此时斗胆犯上，他的观点正受到批判。张国焘在鄂豫皖很受中央赞扬。
7月7日拂晓，红十、十一、十二师齐头并进，向麻城外围各目标展开飓风般的攻击。红七十三师则在城北红石堰歼敌一个旅，缴枪两千三百余支，取得了麻城之役第一个胜利。曾中生率领黄安独立师向麻城西北发展，一路风卷残云，将麻城北纵横百余里地主民团一扫而光。麻城之敌陷入我军重围。
麻城战役的展开，令南线敌人大受震动，张印相与红军作战多年，深知徐向前围点打援战术的厉害。他在黄陂城中一天数电向坐镇汉口的蒋介石“告急”，一边苦思冥想对策。想来想去，他竟认定麻城是一步死棋，下决心不派兵增援。战役从这里开始，出现了徐向前始料不及的变化。张印相的用心十分明显，他想要红军在坚城之下，与四面受围做困兽之斗的麻城守敌进行长期的攻坚战，大量消耗红军兵力，疲惫其士气，使徐向前背上麻城这个包袱，不能再于整个南线展开更大范围的攻击。张作相有一点看得很准：徐向前在麻城外围被拖得时间越长，战局对红军就越不利，因为，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全面“围剿”就要开始了。
麻城外围的激烈枪炮声也引起了汉口城中蒋介石的密切注意。红军在麻城展开的攻势之猛烈，投入兵力之众多，都让蒋介石深感意外；并敏感地意识到徐向前的主力就在这里。于是，除南线之敌外，敌中路军其他四个纵队、右路军的全部，立即乘机开始了向鄂豫皖苏区的全面进攻。
麻城之下的激战刚刚开始，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的失利就从红军刚刚取得大胜的皖西露出了端倪。
苏家埠大捷后，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率红七十三师一个团北上，乘虚袭占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一直向北扩展了百余里。为“挡住”旷继勋，蒋介石急将年初从武汉开往安徽的徐庭瑶第四师部署在蚌埠一线。徐部乃蒋系王牌，全副德国装备，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蒋系大将皆出自该师，时关麟征旅一马当先，进攻正阳关。旷继勋只有一个团，在正阳关前与敌酣战一日，弃关而走，向西南撤回霍丘。7月7日，徐庭瑶接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命令，全师四个旅十二个团（包括关麟征旅），从东、北两个方向分道击破当地赤卫军的层层阻击，大举进攻苏区。关麟征旅则通过正阳关，在其他各部之前进抵霍丘城下。
霍丘之战是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红白两军进行的第一次血战。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之后，旷继勋受命率新编成的红七十四、七十五师“保卫皖西”，上述两师分别部署于皖西苏区的中部和南部，他手中掌握的只有红七十三师的一个团，这也是红军在皖西苏区最能打的一个团。徐庭瑶率先向皖西苏区东北部进攻，旷继勋带这个团以霍丘城为阵地顽强阻击敌人，等待主力回师皖西，在他是正常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皖西我军兵力空虚，红七十四、七十五师编成不足两月，战斗力不强，将其集中起来作战会使大片苏区失去保卫，让部署于六安、霍山、潜山的敌右路军另外两个纵队过淠河长驱直入，那会动摇全局，压根儿不在旷继勋的考虑之列。霍丘县城三面环水，只有南门外一条路可以进出，这样易守难攻的地形，别处是没有的，如能依据坚城，一战而挫敌第四师锐气，则可给别的敌人一个震慑，使其不敢贸然进攻，如此也就为红军主力回师赢得了时间。旷继勋是一个受过张国焘“处分”的人，在党内并没有很多自由回旋的空间，蒋介石大规模进攻苏区，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着一场浩劫，他既肩负重任，又缺少兵力，不能不以殊死作战的姿态据霍丘城以迎敌。
7月7日中午，抵达霍丘城下的关麟征旅向守城红军发起第一次进攻。旷继勋站在南门城楼下，让电报员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发电，报告他和守城的一团红军将“以城攻城”，堵住敌人。张国焘错误地指示旷继勋固守霍丘城。随后，旷继勋亲自指挥，便壮怀激烈地投入了霍丘保卫战。
张国焘接到电报已是这一天的午后。看了报文，他气得满脸青紫。当初他留下旷继勋在皖西，是要后者率两师加一团红军保卫整个皖西苏区，现在旷继勋竟置整个皖西于不顾，死守一座孤城，与敌硬拼起来！张国焘从心里不信任旷继勋，却深信照旷继勋这样打下去，皖西必然动摇。皖西动摇则必使大别山主脉西侧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受到来自背后的严重威胁。皖西方向必须换人，张国焘下了决心。他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一个代替旷继勋的人选。徐向前和陈昌浩知道他主意已定，改任蔡申熙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霍丘城下，红白两军正在厮杀。旷继助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撤职。关麟征素称能战，但在霍丘城下，他却尝到了旷继勋的厉害。第一天，关麟征的先头团连续发起攻击，遭到据城坚守的红军官兵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只好收兵。当夜，旷继勋动员城中青壮年，加固城防，在城头上堆放大量滚木雷石，县衙前的石狮子也被搬上来，对付白军。第二天，关麟征视察了霍丘城四处的地形，发现要打下这座县城，还只有从南门进攻一条路。他对昨天的失利耿耿于怀，用新到的一个团取代严重受挫的先头团，再次发起攻击。进攻之前，他命令架起迫击炮，向城门轰击，然后以营为单位集团冲锋。一发发炮弹在坚硬的石头城墙上炸开，有的还打到城门洞里，炸起滚滚浓烟，但下决心死守的旷继勋早将城门洞从里堵死，那城门并不高大，长宽一两丈，木门两扇，门栓粗得像一棵树，在那个年月还真难以攻破。那些炮弹除了在城楼上造成一些伤亡，并没发挥多大作用。炮火未熄，冲锋已经开始。白军官兵一路跃进到城墙外，搭起云梯，奋勇爬城。”“只听城上一声枪响，滚木和石头打将下来，白军士兵非死即伤，不得不向后撤退。旷继勋杀心大起，将早准备好的软梯放下，亲率守城官兵出城，向溃退的白军官兵发起反冲击，穷追到一里开外，才得胜回城。
关麟征两战两败，大怒，命令后续部队，将迫击炮全部架起，对城墙拼命轰击，不惜弹药也要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豁口来。全旅十余门大炮一起开火，霍丘南门城墙上下，连同南门内居民区，狼烟四起，火光冲天。这一番炮击后，城墙上真地被轰塌了一个豁口。关麟征下令攻击，但是，连遭两次败绩之后，官兵士气大挫，在红军的火力阻击下，又一次狼狈逃回，当日仍不得不草草收兵。
第三天，关麟征向霍丘南门投入了他的最后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这位关旅长亲自督战。无奈冲击道路过于狭窄，部队无法同时展开，只要城墙上有一挺机枪射击，进攻部队甚至都难以接近城门。当天下午，这个团已伤亡近百人，无法重新组织攻击，只好收兵。
第四天，怒气冲天的关麟征组织全旅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死攻击。为大量消耗红军实力，他命令炮兵再次对霍丘南门城墙和城内目标实施毁灭性轰击。这场炮击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霍丘城内一片火海，南门城墙数处坍塌。关麟征旅三个团的敢死队轮番冲击，战斗打到天黑，部分敌人冲过城墙豁口，杀进城内，又被旷继勋率领红军官兵奋勇杀出。插在霍丘城头的红旗，虽百孔千疮，仍屹立不倒，而号称劲旅的关旅，已基本瘫痪。
霍丘之战，到此已出现了红军获胜的机会，需要的仅仅是一支生力军从大别山那一侧杀来，关麟征旅便有可能全军覆没。如果换一个别的红军领袖也许会这么做，但张国焘不会这么做。
第五天上午，守城红军官兵日夜盼望的红军援兵没到，由东路而来的徐庭瑶率敌四师师部和杜聿明二十四团却至霍丘城下。此时守城红军连日苦战后伤亡殆尽，能够带伤参战的已不足百名。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坚信敌人无法破城，坚信红军主力会在城破之前赶来，与之里应外合，将攻城之敌消灭在城下，再打一个苏家埠那样的胜仗。天刚亮，满身血污的旷军长又一次巡视城防，鼓励大家加强戒备，堵塞豁口，准备再战。与战士不同，身经百战的旷继勋已明白援军不会来了，他已做好了与霍丘城共存亡的准备。
1932年7月，黄埔一期生杜聿明二十八岁，虽只是一名团长，却因治军严谨、有大将之风深受蒋系要员张治中、徐庭瑶器重。接受攻城命令时，他并不知道霍丘之战是他在“中央军”内飞黄腾达的起点。他只是想关麟征多日苦战失利的原因。红军战斗力强，城坚守固，进攻之路狭窄，都是原因，但即使有这些困难，是否也有机会破城。红军也有自己的弱点，比如没有援兵，苦战多日后兵员弹药已大量消耗。还有，目前城墙到处是豁口，坚固程度早不如当初。杜聿明就此得出结论：红军的抵抗很可能已近尾声，需要的是不停顿的攻击，连续的攻击，不让旷继勋有喘息之机。他坚信一条军事学上的法则：没有被消耗不尽的敌人，如同没有压不弯的芦苇！
7月8日，大雨。敌人未发动攻势。
7月9日，城外阵地全部失守，红军全部撤进城内。独立团指挥郑恒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他坐阵在东门城楼上指挥。那些灾民们虽然手无寸铁，在两个月的革命生活中，他们开始懂得了生活的意义，他们到处搜集砖石，堆在城墙垛口上，把石灰装进麻网袋里，准备在敌人冲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