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自山东忽然回军，把苗沛霖包围在蒙城地区，最终全歼了这支日益强大的、反复多端的地方武装，杀掉了苗沛霖本人及其宗族。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8）
想当初，苗沛霖怀才不遇当穷书生时，曾做《秋霄独坐》一诗，境界疏阔，很有一观：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鸡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误穷经。
日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有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完全抄自这位苗沛霖。但二人的人品，判若云泥——苗沛霖乃一反复多端出卖朋友的小人，谭嗣同是真为国捐躯舍生忘死的君子。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1）
——为“大清国”个人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
人，在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总喜欢伤怀往事，特别是一帮不大不小的作家，在他们小资情调极浓的随笔里，总是坐在哈德逊河畔、泰晤士河畔、塞纳河河畔、多瑙河河畔以及什么密西西比河河畔，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河边或者幽谷，回忆往事——大都是思念起插队时当牛做马的小县城里丑姑娘红头绳的期盼以及陕北小镇黄土路上吃干粮面朝黄土背朝天下里巴人时期的种种苦楚。当然很少有人在柬埔寨吴哥窟边上印度恒河岸上看着河里漂浮的烧了半截的尸体思古怀今大发幽情。我也未能免俗，想当初24岁第一次出国到北欧，领带倍儿直西装笔挺提着一个紫红色公文包随着几个银行的大行长们倚在风光旖旎的斯德哥尔摩桥栏上十二万分激动地想学作家们抒一把阔后想穷家的乡愁，不料赫尔辛基旧货市场的便宜货比任何好风光都吸引我（当然还有我们）。
所谓成长的过程说穿了就是从信到不信的过程，就是悲哀地发现头发一天比一天稀薄的过程，就是辛酸的精神凌迟过程，就是从一个天真鲁莽的“坏”青年变成一个世故的油腔滑调的老好人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的“历史”过程。成熟，一定会是沉甸甸的。
兄弟我当初在巴黎的时候（此时兄弟我没有一点大、小作家牛×向外宣传我出过国的狂妄与炫耀心情），法国首都一月份冷雨绵绵，站在电影《新桥恋人》中的新桥上，望着桥下浑浊奔涌的塞纳河，我忽然领悟出一种东西——人确实有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才能回首往事，只有在这远离了熟悉环境的地方才能完全放松神经，才能真正地看清自己和过去。
千禧年除夕庆祝活动有150万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挤在香榭里舍和艾菲尔铁塔四周，我总共有三次差点儿被挤死或踩死；用来倒数的电子计时钟两年多一直都在铁塔上闪耀，到最后关头差几个小时却坏了，幸亏烟花还够壮观，让我多喝了好几杯香槟，接着就是庆祝后的后遗症，150万人只有50个流动厕所，香榭里舍大道两边就成了蔚然壮观的露天厕所，兄弟我实在憋不住微醺之中掏出“中国制造”无限陶然地和几个不知从哪国来的洋哥们儿一起贴着个卖杂货的小亭子美美地撒了一泡尿。十几米铁栏以外一排法国警察正面红脖子粗地维持秩序，据说当天法国政府曾警告随地小便会罚三千法郎，但发泄的威力是巨大的，人怎能叫尿憋死，特别是香槟酒形成的下压冲力，法不责众的观念看来洋哥们儿也有，洋姐们儿也岔进香榭里舍大道旁的路边，拐进一个教堂的花园灌木丛齐齐蹲下方便，场面壮观得简直令人浑身发抖。2000年千禧的除夕，巴黎成为一个无比巨大的厕所，成吨的尿液奔涌在无数诗人们讴歌不尽的那么有历史那么活色生香的爱情大道上！
2000年元月２日，我爬上冬天巴黎凯旋门的顶层，很想对过去30年的往事伤怀一把，回国以后也能对周围的阿猫阿狗诉说我彼时豪迈云天的情怀。手搭凉棚四下望，阴霾的巴黎冬天里，香榭里舍在残枯的树枝下破败狭陋，远远不如我们翻新以后的天安门广场壮观。此时此刻肯定也有某个法国小子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搭凉棚四下望，他肯定心中惊诧，妈呀，马可·波罗的黄金国真让人从心底叹为观止，他肯定想不到一个中国哥们儿站在凯旋门上像只泄气的皮球看着法国的衰败。为千禧年庆祝而搭建的一溜儿摩天轮正在大卸八块准备运走，使得巴黎的中央大道很像是法国人刚刚失败的战场，只不过是钢铁轮子冒火的坦克换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游艺摩天轮部件。
千僖年，耶稣诞辰2000年，其实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在1843年对当时落第的洪秀全有意义。其实，耶稣本人对洪秀全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他眼中，耶稣、上帝无非是讲客家话的中国人。
巴黎这个法国都市，是个离开后总会怀念的地方。如果真的冬天在那里，昼短夜长，终日冷雨霏霏，到处鬼头鬼脑的阿拉伯小偷，除了Opera大街稍稍像中国的大购物一条街以外，很多地方破破旧旧，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好的地方。罗浮宫没兴趣总去，蓬皮杜博物馆都是垃圾，枫丹白露太郊区。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2）
无聊之余，我总是逛塞纳河边的大柜旧书摊。一次，忽然发现一本英语的旧书，要知道，傲慢的法国佬牛气冲天，对英语十分抗拒，除了在Bourse de Paris中能和人聊聊英语，也只有在旧书上能看见我那与天津话并驾齐驱的英语了。随便翻了翻，此书乃上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看了几眼，见书上有什么Tai Ping Rebellion等字眼，已经估计是和太平天国有关，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洋枪队”什么的，更没有想到Ward是“华尔”（现在多译为“沃德”或者“华德”）。我去过华尔街多次，理所当然认为华尔的英译应该是Wall（似乎英美人罕有姓Wall的）。很快，我就被书摊上一本法国人画的中国春宫吸引，画作可能成于19世纪，上面用水粉画出梳大辫子的鞑靼爷们纵马飞驰时弄练杂技一样工作娱乐两不误以及外国人遐想出的中国士人在屋内的天地一家春（估计是法国佬抄袭仇十洲的创意）。为了弘扬祖国文化，我忙付了100法郎买了那本旧书。
临走，忽然灵念一动，我想起刚才看到的英文旧书中有“Ever Victoriors Army”的词汇，恍然大悟，是“常胜军”啊，忽然想到，Ward可能就是华尔。于是，80法郎买下。
当时，随便看了看这本书，觉得华尔这个人和从前印象中的“侵略者”“雇佣军”形象很是不同，在作者Abend笔下，华尔完全是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民于水火的“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当时我还让一个在英国做交换学者的哥们弄来一大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复印件。不久，由于忙碌和庸常的生活，这本有关华尔的书以及那一大堆太平天国资料，都被我忘却了。
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一，有关华尔的记述，仅仅千字左右：
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於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
咸丰十年，粤匪陷松江，（吴）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华人数百，半西服、半常装，从其后。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炮雨下，令伏，无一伤者。俄突起轰击之，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贼败入城，蹑之同入，巷战，斩黄衣贼数人。贼遁走，遂复松江，华尔亦被创。
先是（吴）煦与华尔约，城克，罄贼所有以予。至是入贼馆，空无所得，（吴煦）以五千金酬之。令守松江，又募练洋枪队五百，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同治元年，贼又犯松江富林、塘桥，众数万，直逼城下。华尔以五百人御之，被围，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以次递俯，枪皆外指。华尔居中吹角，一响众应，三发，死贼数百。逐北辰山，再被创，力疾与战，贼始退。遂会诸军捣敌营，杀守门者，争先入毁之。是役也，以寡敌众，称奇捷。时浦东贼据高桥，逼上海，华尔约英、法兵守海滨，而自率所部进击，贼大败，加四品翎顶。会李鸿章帅师至沪，乃隶戏下，令立常胜军，益募兵三千俾教练，参将李恒嵩副之，饷倍发。贼据王家寺，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华尔贾勇先入，大斩虏首，进逼南翔，贼亦悉众轰拒，何伯负伤。华尔冒烟直进，立毁其营，生获八百馀人，遂复嘉定。规取青浦，华尔略东门，城溃；英、法兵自西入，华尔为承。贼奔，争赴水死。攻奉贤，法提督卜罗德遇害，诏赏貂皮彩绒，恤其家。（当）时（李）恒嵩扼赵屯港、四江口，屡失利，嘉、青复危。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闻败，还守青浦。而富林、泗泾又相继失，乃弃青浦，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破之。入城挈守军出，并力守松江，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贼宵遁，围解。官军图青浦，华尔攻南门，驾轮舶入濠，毁城十馀丈，麾众登堞，贼斗且走，追败之白鹤江黄渡，复其城，晋副将衔，降敕褒赏。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薄西门，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贼溃，奔北岸，华尔毁其七营。逾月，会西兵再复嘉定。其秋，贼十万复犯上海，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与诸军击却之。时宁波戒严，巡道史致谔乞援，（李）鸿章遣华尔偕往。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3）
值广艇与法兵构衅，引贼寇新城，从姚北纡道犯慈谿。华尔约西兵驾轮舶三，一泊灌浦，一泊赭山，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余姚四门镇，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平旦薄城，方以远镜瞭敌，忽枪丸洞胸，遽踣地，舁回舟。馀众悉力奋攻，贼启北门走。华尔至郡城，犹能叱其下恤军事，越二日始卒。以中国章服敛，从其志也。鸿章请于朝，优恤之，予宁波、松江建祠。初，丧归，（吴）煦检其箧，得金陵城图，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论者颇称其机密云。
华尔全名是费雷德瑞克·汤森得·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年11月29日，华尔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
华尔家境平平，既不穷也不富，其父为当地商船船主，其母乃中产阶级出身的小家碧玉。少年时代，小华尔总爱乘坐或驾驶家里的Vivid号快艇出海，养成了喜爱冒险、敢于进取的性格。
1847年初夏，年仅15岁的华尔自纽约乘坐“汉密尔顿”（Hamilton）号轮船到过中国，当时他的身份是“大副”（船长艾伦的老婆与华尔是亲戚）。此船的航行目的地是中国广东一带。
从中国回来后，华尔在大学短暂读了一年书以后退学，并于1849年底与父亲一起用船运了一群淘金客到旧金山。由于有一颗向往东方的心，1852年，华尔又乘船去中国的上海，并在一艘名为“黄金捕手”（Gold Hunter）的船上当大副。
再往后，华尔载了一船中国苦力运到墨西哥贩卖后，与当地的传奇式美国人沃克（Walker）结识。沃克类似后来“阿拉伯的劳伦斯”，只是比后者更具野心。此人一直试图用武力占据尼加拉瓜，而且一度几乎成功（他自封为“总统”）。在这位传奇人物手下干了约一年多，华尔主要任务是替沃克训练士兵。
1845年，华尔又在“东方号”（Orient）船上找到大副职位，去印度转了一圈。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尽显华尔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无与伦比的反应能力：轮船快到加尔各答时，飓风来袭，水手们仓惶钻入舱中，谁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爬上桅杆把帆篷收起。这意味着，如果船翻，大家一块玩完。华尔急中生智，他搬了一个火药桶，打开桶盖，高举火把，威吓说：“如果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把船炸掉，大家一起现在就死！”水手们惶恐，无不俯首听命，终于在他指挥下收起帆篷，轮船化险为夷。
从印度回国后的五年之间，华尔行踪难考，可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0月由俄国占领土耳其保护国摩尔多瓦引起，英法等国与土尔耳一条战线，在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激战），充当法国人的雇佣军。
1859年秋，四处晃荡个够的华尔为了挣钱和寻找机会，再次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一艘名为“孔夫子”（Confucius）炮舰上工作。这艘美国船属于上海银钱业工会，原本用来为银庄护送银两。在此期间，华尔结识了中国金融家、“泰记银号”经理杨启堂。
杨启堂是从广东到上海打拼的洋务通，他逐渐与华尔熟络起来。由于当时上海正处于被太平军进攻的前夕，中国官方和当地洋人都十分紧张。华尔抓住机会，与杨启堂等中国银庄老板们达成协议，准备筹组一支完全由洋人组成的雇佣军，用来与太平军作战，“保卫”上海。
双方讲定，除固定每月一百至六百美元不等的固定工资外，华尔每攻下一个太平军占领的城镇，就可以得到从四万五千美元到十三万多美元不等的“赏金”。
此时的华尔正值而立之年，他说干就干，立刻选择了两个美国同胞当副手，一个是福瑞斯特（Forrester），一个是白齐文（Burgerine，此人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法裔美国人）。
由于上海附近有几百艘外国商船和军舰停靠，听说美国人华尔招募部队，不少想趁机劫掠的水手以及英、法、美等国兵舰上的兵痞都前来加入。毕竟华尔给出的薪水太令人心动。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4）
华尔本人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的个子，头毛乌黑，鼻梁笔挺，留有时髦的胡须，长着一副灵敏、活泼的典型美国人样子。
华尔组成军队后，自己穿一种深蓝色长大衣，黑裤子，肩上没有军阶，戴一顶法国式平顶军帽，手持藤杖，一副统帅派头。
募集了三百多雇佣军后，华尔率这支纯洋人军队进攻太平军占领下的松江。
在松江，他一战成名，不是胜利成名，而是大败成名。三百多人的部队被太平军干掉近三分之二，雇佣军丢盔卸甲逃回上海，使得华尔非常没有面子。向他提供军火与薪饷支持的中国银行业商人们也很沮丧。至于上海滩的洋人们，皆拿华尔当成一时的笑柄。
但是，巧舌如簧的华尔非常有说服力，准备再试锋芒。而上海危急的情势让人心惊，中国商人们只能再出银子让这个洋冒险家做第二次尝试。
华尔精心准备，派两位副手四处寻找能兵干将，花重金购买新式武器弹药，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新“洋枪队”。
这一次，人员组成不都是西方人，其中有二百多名菲律宾水手。这些人既不怕死又勇敢，个个都是现在拳王帕奎奥的长相和劲头。
由于华尔购买了大量在当时威力很大的“臭瓦罐”（类似手榴弹，爆炸时可散发煤气烟雾），更坚定了他攻城的信心。于是，1860年7月16日，在汲取第一次进攻失败的教训下，华尔率领五百多雇佣军攻克松江城。一千多太平军抵抗不住，仓惶逃离。
松江之战，洋枪队虽然得胜，损失也很惨重。由于太平军奋起抵抗，洋枪队打头阵的菲律宾人有近七十人被击毙，多人受伤。洋枪队打死近五百名太平军。
时为清朝参将的李恒嵩很精滑，等洋大头们攻坚入城后，确保自己安然无恙，他方率清军“挺进”松江城。
由于华尔洋枪队此次大胜，其部下抢掠无数金银财宝。消息传出后，这个先前饱受讥笑的投机家顿时成为上海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