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
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
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
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
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
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
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
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
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
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
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
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
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
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
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
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
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
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
无异于前途
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
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
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
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
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
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
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
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
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
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
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
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
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
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
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
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
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
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
T恤衫，习惯把脚放
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
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
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
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
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
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
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
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
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
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
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
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
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
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
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
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
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
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
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
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
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
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
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
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
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
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
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
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
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
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
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
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
“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
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
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
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
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
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
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
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
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
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
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
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
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
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
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
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
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
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
看GRE 和TOEFL 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
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
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
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
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
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
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
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
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
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
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
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印。父亲又是歉
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
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
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
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
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
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
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
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
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
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
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
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
“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
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
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
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 是一对夫妻。他俩
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
久，B 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 同居，向A 提出离婚，A 一直不同意。一天A
却突然通知B 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C 及C 为之打工的餐厅老板一同前往。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
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
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
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 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 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
B 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C
虽破了相，但也活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A 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
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
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
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
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
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力吗？如果没有国内优越感的
丧失所带来的不平衡，没有长期生存危机所带来的郁闷，没有因歧视和文化
隔阂所带来的孤独愤懑，他们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
吗？如果不是在充满暴力的美国，这些曾是温文尔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举起
枪吗？他们能随意买到枪吗？但你又能把这些悲剧统统归于美国吗？它可没
有哭着喊着求他们来这里呀！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被抛人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有些人毁灭
了，有些人无所谓了，也有些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
念了。人的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相信吗？
L
四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高收入的导游，如今他已成为纽约
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我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
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
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
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
我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挣下个舒服的日子并
不难，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沉思片刻说：“我十七岁去了北大荒，
一呆就是六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
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
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
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
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
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在美
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