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
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
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
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
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
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
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
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
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
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
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
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
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
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
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
“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
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
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
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
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
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
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
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
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
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
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
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
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
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
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
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
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
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
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
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
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
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
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
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
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
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
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
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
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
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
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
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
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
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
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
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
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
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
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
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
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
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
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
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
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
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
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
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
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
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
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
件半新的
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
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
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
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
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
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
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
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
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
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
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
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
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
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
“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
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
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
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
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
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
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
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
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
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
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
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
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
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
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
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
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
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
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
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
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
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
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
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
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
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
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
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
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
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
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
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
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
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
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
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
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
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
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
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
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
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
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
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
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
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
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
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
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
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
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
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
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
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
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
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
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
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
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
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
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
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
猪的故事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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