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
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
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
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
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
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辉辉与公公
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
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
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
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
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
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
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
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
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
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
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
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
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
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
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
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
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
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
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
我们该有多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
同情之余还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
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
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
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
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
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
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
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
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
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
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
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
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
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
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
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
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
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
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
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
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
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
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
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
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
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
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
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
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
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
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
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
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
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
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
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
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
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
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
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
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
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
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
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
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
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
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
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
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
心中永远的坐标。
玩水的孩子
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
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
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
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
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
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
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
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
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
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
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
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
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
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
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
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
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
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
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
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
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
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
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
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
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
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
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
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
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
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
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
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
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
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
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
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
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
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
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
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
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
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
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
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
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
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
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
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
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
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
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
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
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
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
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
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
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
“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
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
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
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
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
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
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
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