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腊宥幕埃颐鞘洳涣恕！�
落地之后，我鬼使神差地跑到场边儿，把手放在耳朵边上，装做听不清楚，于是，更加热烈的欢呼响了起来。这样，在剩余的比赛中，我的每次断球，每次投篮都会博得一片喝彩。
尽管我们都很努力，但实力的差距在那儿摆着呢。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很精彩的方式输掉比赛。
最后阶段，我和祁宇在抢球的时候，碰在了一起。谁也不是故意的，但还是一起被抬了下去。我俩坐在一起，喝着同一瓶水。他脸上扬起的是胜利的微笑，我的眼睛里则闪动着无助。
当然，无助是在那张速描上找到的，这是后话。
虽然输了，但我还是着实的体验了一把当英雄的瘾，这感觉让我一直飘啊飘的，飘到了期末考试的前一周，才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我篮球打得好就让我免考。说不定，他们还会因为我给外校的球队打篮球，从而给我加个“叛校”的罪名。
为这事儿，我薅着老大他们就问：“为什么不提醒我？”
他们一脸无辜地说：“你一天到晚地傻笑，我们还以为你准备好了呢。”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之所以我这么问，就是为耍赖来的。
我说：“不行，你们得负责。”
他们说：“凭什么呀？”
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轻易就范了，我甩出一句狠话：“你们丫到底是负不负？”
不想，几位大哥把我围了起来，说：“不负，小子，打算怎么着？”
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人会求饶陪笑什么的。但我可不一样，咱不能做那俗事。
我掏出两张百元大钞，特深沉地说：“事成之后，我请客！”
刚才还凶神恶煞似的几位立马儿变了人似的。脸上笑得像朵花，让我有种想浇水的冲动。老大搂着我说：“涛子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有事您说，兄弟们赴汤蹈火。”
其余的那几个盯着我手里的钱，同声道：“在所不辞。”
我不屑地说：“假仗义，你们丫是给毛主席面子吧。我要作弊！哥儿几个得给兄弟打小抄。”
“我操，你丫早说呀。”老四和老三，从书包掏出了一打纸，写得密密麻麻的。
又要说几句了，大学里有好多事是不需要别人教的。在那种环境里，比如逃课呀，泡吧呀，作个弊呀，谈个多角恋爱啦，脚踩着几条船什么的，甚至是违法乱纪的这类事，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做与不做，不存在会与不会的问题。
仗着高中颓废那会儿积攒下的心得，我兵不血刃的连过了几门。
那会儿感觉自己整个一个作弊之王，但和往后的手法比起来，我现在只能说是小儿科了。其中原因，待我细细道来。这之后，传纸条只是我们无聊的时候用来消遣的游戏。在桌子上写点什么呢，那叫破坏公物，我们新世纪的大学生不做那些招人骂的事，比较得意的是在自己的衣服上动手脚。把背不下来的东西抄下来，然后放在夹层里，只要一低头一侧身，想看什么都有，除非是考马哲的时候你穿的是邓论。那阵儿，我们在考试的日子里天天串宿舍地借衣服。用的还都是暗语：“XX，把邓论给我穿穿，还有那谁叫我管你借身中国税制。对了，你身上穿的是基础会计吧。”
“你怎么知道？”
“废话，这件他妈是我的。”
再后来吧，随着兄弟们人手一部手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成了我们的帮凶，短信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这样一来吧，我们宿舍兄弟，一个人最多只需要复习一门课。当然，不能是重的。比如我负责企业管理，做完之后，记好答案先出去，再到厕所给哥儿几个发短信。老大说，这叫穷帮穷，或者叫共同富裕。不知道和统筹学有没有关系。
不过，也出现过问题。
我们宿舍哥4个都是买的神州行的，只有老四牛逼哄哄的弄一个CDMA。那天考的是计算机，老三学得好，不一会儿就交卷了。大约10分钟后，我的手机震了一下，选择题的答案传过来了。抓紧时间，开始抄了。
不到20分钟，除了老四，我们都交卷了，只剩他一个人在那儿抓耳挠腮的，显然是还没有收到答案。因为已经交了卷，这时候谁也帮不了他。
没辙了，等老四交了那份最多只能得20分的试卷之后，我们围着他问怎么回事。
他说他也不知道。老三拿出手机，指着发短信记录说：“我给你发了。”
正说着，老四的手机自己在那儿震上了。屏幕显示：三哥，短信，打开！
老大用手拍着他肩膀说：“联通和移动的恶性竞争呀。”
第四章 二加一不等三
二加一不等于三（10）
闲篇扯到这儿，下面讲讲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怎么K汉奸的。
为了感谢众位兄弟在考试过程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我打算在学院路一家学生餐厅摆一桌。
正点菜的功夫，老大忽然示意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指指旁边的一张桌子，那桌上正飘着一股浓浓的台湾腔。什么是台湾腔？就是把“这样子”讲成“酱子”，把“男孩儿”说成“男孩”（二声）。
细听之下，原来丫在给别人大肆宣扬台独思想。什么台湾在国外看来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什么日本和美国绝对在关键时刻会保护台湾等等。最可气的是丫居然对日本崇拜得要命，不但在咱们的地界儿高歌日本的武士精神，而且在说话过程中还夹杂着几句日语。嘿，不知道还以为坐在那儿的是陈X扁他孙子呢。
老大正要发话，另一桌一哥们儿率先站了起来，道：“这位台湾同胞，你在这里讲这些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即使在美国，众多比你有学识、比你顽固不化的台湾省的留学生也被咱们曹建明教授驳斥得哑口无言。有本事你到美国和人家聊聊呀，在这里说这些，算什么本事。”
不料，那主儿不慌不忙地说道：“（以下并非错别字）这位同学，酱子（这样子）听来呢，你讲的也许有一点点儿的道理啦。不过呢，那位曹先生是没有遇到同他本人视（实）力相当的学者啦。如果他去找腊（那）些知名的台湾或日本的学者讲这些呢，就不一定会怎么样了。这位同学，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贼，丫还有点实力，讲得那哥们儿又坐了下来。
这时，老大一拍桌子起来了，一嘴炸酱面的味：“嘿，您够可以的，这不是明摆跟我们这儿偷换概念吗？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曹建明教授在世界法学界的地位还没有哪位台湾同胞可以与之相比吧。再说了，您说了半天还是假设，麻烦您醒醒啊！如果说没有人可以和他比，那就是说还没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驳倒他。换句话说，你说的这种假设是没有依据的，至少还没有绝对的事实可以作为佐证，明白没？说到底，想找人家辩论的都是些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兔崽子。还有，日本人够混蛋的了吧，那也没有哪个够得上学者身份儿的人站出来公开支持台独呀。这位同学，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丫儿没的说了，低头又来了一句日语：“八格牙路！”
老大急了：“操你大爷的，听半天你那日语，我就听懂这一句。孙子，你丫骂谁呢？”
说着，就蹿过去薅起那人扇了俩大嘴巴。这架得打呀，打不着陈X扁我们还打不着你了？我们也冲了过去，他那桌子的人没人敢上来拦着，餐厅里的人都围过来叫好。他们同桌的一个台湾女孩儿掏出手机想报警，不知从哪儿飞过一只鞋来打掉了她的手机。
我们每个人打了几拳之后，老三问他：“你丫哪儿人？”
“台湾人……”
“操，继续打……”
我们照着他屁股狠K，那地方肉多，特疼，但不会出什么大事，老子打儿子都是这么打的。就算丫再混蛋，我们还当他是自己的同胞。
老三又问：“你丫哪儿人？”
“中国人……”
按理说，他这么说了，我们就应该停手了，可是这口气还没出完呢，这么就收手了非把我们憋出病来不可。
老大拦住我们，说：“兄弟们，师出要有名呀。”然后思考了一下，说：“有了，他说他是中国人，就算他是中国人，丫也是一汉奸，打汉奸呀！！”
于是，我们又抡起了胳膊……
看打得差不多了，老大招呼另几桌的学生搭把手，给丫儿扔出去。
不少人都捋起袖子，跑过来架起了那主儿。实在插不进手的呢，就跑过去给大家开门。老大带头高唱国歌：“起来……”说真的，从小到大唱了那么多年国歌，就这回唱得最痛快。
到了门口，大伙数：“一、二、三！”
“咚！”一声，那汉奸被扔了出去，脸朝下着地。
回到店里，和那汉奸一起的几个人马上表态：“打的好，打的好，咱们中国人就恨汉奸！”
老板这时候从吧台里钻了出来，光着一只脚找回了刚才飞出去的拖鞋。然后理了理头发，对所有人说：“大家辛苦了，每人一瓶啤酒，我请客！！”
“就一瓶呀！”我问。
“等统一了台湾，我请你白吃三天，行了吧！”
“一言为定？”
“向主席保证！”
很快，几杯啤酒下肚，那汉奸如同在厕所排出的体液一样不再被我们提起。
老小吴与桐在微醉之际提起了他和陈菲的事。
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这胆儿。
就是在篮球赛的那天，我被张雪搀到了食堂，她说是还没见过输得这么漂亮的比赛，要和大家庆祝一下。同时，她还相当“礼貌”地拒绝了祁宇和陈菲的邀请，就几个字：“我们没那闲功夫。”
老小磨蹭到最后，看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鼓足勇气走到陈菲身边，此时，陈菲正收拾她哥———祁宇的东西。老小想帮忙却不知从哪儿下手，于是硬生生地从陈菲手里抢过一件衣服，帮她叠。陈菲吓了一跳，以为碰上抢劫的了。
“这是我哥的东西。”陈菲想抢回来。
老小涨红了脸，不说话，叠好之后，双手捧到了陈菲面前。
“谢谢你啊！”陈菲有点哭笑不得。接回衣服看了看，叠得太烂了，于是抖开重新叠。
老小又给抢了过来，再叠一次。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陈菲苦笑着问。
“我叫吴与桐！”
“我没问你叫什么！”
“你叫陈菲？”
“……你怎么知道？”
老小一时语塞，把我搬了出来。
“我哥们儿说的，就是和你哥撞在一块儿的那个。”（大哥，我招你了，就这么把我撂了？！）
“冯绍涛吗？”
“对，就是他，他打球倍儿棒。”
“我早就认识他……”
于是，两个的话题就从我开始了。
陈菲就是初中时候在游池里被我“又亲又摸”的那个女孩子。老实讲，现在的身材可比那时候强多了。高中时候，我喝错的那瓶水也是她的，在公共汽车被小偷骚扰的也是她。
吴与桐为了能和陈菲聊的时间长一点儿，把我在大学里的所有事，一五一十的都讲给她听，直到祁宇回来找她。
得亏祁宇回来找陈菲，不然，连我半夜去不去厕所，睡觉磨不磨牙，多少时间洗一次袜子和内裤这些事也跑不了。
陈菲主动给了老小她的手机号，约定有时间再好好聊聊。当然，吴与桐也知道了，陈菲和张雪在同一所学校学广告设计，祁宇是她姑姑的孩子。
第四章 二加一不等三
二加一不等于三（11）
说到这儿之后，老小扌周了一杯酒，对我说“涛子，我不傻，我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你不会和我争吧？”
“就算我有那心，我也得有那胆呀。我老伴儿是谁？”
“张雪呀！”
“张雪谁呀？”
“猛女呀！行了，那我这就买个手机去，我要追她了！”说着又是一杯酒。
又问：“哥儿几个会支持我吧！”
“凡哥儿的事，我们义不容辞呀！”老三狂言一句。
“有这句话就行了，我买手机需要钱……”
“我醉了！”老三抢先说了这句之后就趴在了桌子上，一只手垫着头一只手死死地按住钱包，任凭我们怎么叫就是不起来。
说真的，陈菲长得不错，至少不比张雪差，但就是仨陈菲捆一块儿跟我换一个张雪，我都不干。
为什么？
不为什么，除了张雪，我还没谈过别的女朋友。在许多人眼里，我在这方面还是“菜鸟”级别的。不怕的，咱也有自己的说法，恋爱这回事吧，跟您被伤害过多少次，或者伤害过多少人没什么关系。真要是动心了，一次也就够了。
说白了吧，有一个人能让你揪心，让你着急，让你幸福，让你开心，那就行了，您还想怎么地？不过，要碰到这么个人还真不容易。
我没什么责任心，办事经常出差错。但张雪有呀，我俩一起使她那责任心都有富裕。
张雪在我面前最多的就是脾气，我在她面前最多的就是认怂，这叫什么？配合！
我经常屡败屡战地挑战张雪的个性，她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镇压咱的起义。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会在事后千方百计的哄她，她也经常让我帮她买糖葫芦诸如这类极其简单的事赎罪。
她说过：老伴儿，咱们这么过日子，连下辈子我也不觉得腻。
说回来！说回来！又扯远了，真是对不住。
第一学期就这样走了，21世纪的第一个马年来了。
原计划是我们家和张雪她们家一起过的，结果房叔儿他们俩口子非要来凑热闹。其实这俩人是来占便宜的，什么便宜？我和张雪的便宜呗！
12点一过，6个老人家就端坐成一排，我和张雪两个人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给人家磕头。
“祝爸爸、妈妈、张叔儿、张婶儿、房叔儿、房婶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我“咚！咚！咚！”来了三个响头，这不是封建，这是传统。我们磕头，他们给钱。
“祝爸爸、妈妈们、房叔儿、房婶儿心想事成，马年如意！”张雪也叩了头，领了钱，然后和我在屋里头开始盘算买点什么好。
大一的第二学期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第一学期吧，学校如同古代对待充军的犯人一样，先给我们一顿“杀威棒”———课程非常紧。而我们借着高三时候的惯性，每个人的状态都差不多，那就是乖乖挨打，老实学习。
而这回一开学，课一松下来，同学们明显就分成了两派，要么该怎么学还怎么学，要么能不学的就不学。可大学里头没人告诉你学什么不学什么，所以在后者的眼里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张雪是坚定的前一派，我是飘忽的两面派。
说心里话，我更愿意做后者里的弄潮儿。但张雪时不常的就提醒我：“如果现在不学点什么的话，你将来怎么养咱儿子呀！”
尽管还不知道这小子在哪儿猫着呢，但仅有的一点点儿责任感还是会让我时常的往图书馆和自习室里跑。
说句题外话，无论学还是不学，都是自己选择的，怪不得别人。如果您不学，还一天到晚的骂学校，骂老师，是不是不太地道呀，难道人家不让你去教室听课？
新学期，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