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服侍，摸摸未央宫的御榻，王莽有时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梦里一般。他掐一把自己的大腿，觉得有些疼痛，这才暗自发笑：真是太了不起了！古往今来，比我王巨君的能力强的，究竟有几人？登基之后，他开始迷信自己的能力，开始对自己自我崇拜，感觉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如神助！
正是出于对自己这种才能的自信甚至是迷信，他不知失败是何滋味。他变得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一心要开创一个三代以来最辉煌的时代。但是，王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做过基层地方官，也没有在民间生活过。他不了解民间的实际生活，不能真正明白人间的疾苦。
王莽即位后，面临着三个极为棘手的难题：
一是社会劳动力问题。奴婢数量恶性膨胀，造成从事生产劳动力短缺。另外，奴婢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做人的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反抗也最强烈。就拿后来的绿林赤眉军中来说，逃亡的奴婢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是明证！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皇室成员、诸侯王奢侈无度。官员数量巨大、冗员充斥，加重了民众的供养负担，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使得国家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三是土地兼并过度问题。西汉中期以来土地危机日益加重，过度兼趋势日益严重。平民丧失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口粮，也就断绝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王莽以复古思想为理论基础，他开出了几张药方：
第一，改革货币、行政区域、官员选拔、爵位授予等多种制度；
第二，禁止买卖奴婢；
第三，推行土地国有政策；
也许是被持续不断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很快就下出了第一着“臭棋”：仓促改革币制。其实，他早在元寿二年刚刚夺回辅政大权之时，就在谋划着改革了。除了前文所说的历法改革以外，他甚至在摄政期间就曾经搞过一次突击货币改革。
王莽真是太性急了。第一次改的时候没怎么仔细想清楚就动手，结果却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
（二）币制改革
那是居摄二年（西元七年）五月间，王莽突然心血来潮，宣布改革货币制度。他决定，按照古法新铸货币。王莽规定：一枚“错刀”，定值五千个五株钱。一枚“契刀”，定值五百钱。一枚“大钱”，定值五十钱。以上几种新的货币，跟通行了一百多年的五铢钱同时流通。由于这项政策出台的过于仓促，引发了民间经济的混乱，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依样盗铸，发了横财。
与此同时，王莽还颁布了一条新的禁令：禁止列侯以下的所有臣民私藏黄金。他规定了黄金牌价，令人们将私藏的黄金送交政府。但是，人们交上了黄金的人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引发了强烈不满。再加上气候恶化，粮食大量减产，各个地方政局越来越动荡不安。但是，王莽这次雄心勃勃的改革，却被翟义、刘信起义所打断，并未真正执行下去。
说来真是有些可笑：事实上，三辅地区的赵朋、霍鸿起义，就是被这次失败的改革逼出来的！为什么那么多平民不顾灭族大祸跟着赵朋、霍鸿起义，就是因为他们被王莽的改革逼得破了产，几辈子积累下的财富一朝而尽，他们岂能不反？
但是，王莽并未汲取这个教训，他还想继续改革货币。这次，他又犯下了一个又一个严重错误。
始建国元年正月，为了显示大新朝与汉朝的不同，他按照《尚书》等古籍的记载，首先于始建国元年正月启动了官制、行政改革：主要是按照古法改革官名、地名。大致情况是：
第一，王莽为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分别设置了助理职务：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这三个官职，虽是副职，地位却很高，称为“三公司卿”，都列为“孤卿”级别。
第二，在中层职务设置上，王莽下诏将“大司农”改名叫“羲和”，后又觉得不便理解，又将其改为“纳言”。“大理”改名为“士”。“太常”改名为“秩宗”。“大鸿胪”改名为“典乐”。“少府”改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分别归三公管辖。他设置了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别主管朝廷各府。同时，又把“光禄勋”六个部门改名，统称“六监”，全部列为“上卿”。
第三，在地方官的名称设置方面，王莽下诏将各郡“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大尉”，县令、县长改名为“宰”。
此外，王莽为了给将来的行政区划改革做准备，开始大量改革地名。 “××宫”一律改为“××室”、“××馆”。比如，“长乐宫”被改名为“常乐室”，“明光宫”被改为“定安馆”。王莽改的兴起，索性连地名都改了：堂堂京师——长安，新的名字被改为“常安”。从此，他是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所有的官名、宫殿名、郡县名被他改了个遍！最终的结果却是哭笑不得，由于有些名字被他反复改了好几次，就连他如此博学睿智的学者都一时想不起来某地、某官的原名是什么，文物百官也是稀里糊涂，半天搞不清楚，更遑论那些斗大的字不识几升的老百姓了。
其实，改革官制算不了什么大毛病，顶多就是造成暂时的混乱而已。人总是有记性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熟悉了。
在改革完了官制之后不久，紧接着，王莽马不停蹄，打算立即恢复中断两年之久的经济改革！这次突如其来的改制，才是真正的错误。给大新王朝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始建国元年夏，王莽突然意识到此前被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劉”字由“卯、金、刀”组成的！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犯急了，匆忙中下诏对外宣布：“正月刚卯”佩饰、金刀钱都不准再用！既然不许用旧钱了，那该用什么？仓促中王莽又宣布：“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五铢钱，改铸小钱。新钱直径六分，重量一铢，上有‘小钱值一’字样，再加上此前督造的‘大钱五十’的新钱，总共分为两类，同时发行！”
此诏一出，立即激起了冲天民怨：“上次朝廷说用金子兑现钱，为何交了金子却不给现钱？堂堂朝廷，如此言而无信，这简直是抢劫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商人很快作出了反应：
第一，新钱、旧钱我都要。民间贸易用旧钱，打发官府用新钱。
第二，私下开挖铜矿，铸造私钱。
王莽知晓后，忧心如焚。为了遏制盗铸，他又急忙颁下诏书：“严紧民间私自挟带铜、炭，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虽然在官府的极力打压与严密控制下，盗铸“私钱”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是民间用惯了“五株钱”，不愿使用这种“毫无信誉”的新钱。还有，这种新钱的“面额”太大，不好“找零”，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故而，王莽的这次改币效果甚微，旧钱在民间依然是主流，新钱只是应付官府时才用。
由于新钱一直流通不畅，王莽又急了。他匆忙下了一道诏书：“此前所铸的钱币多是大面额，无法应付小额交易。但是，如果钱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很费事，成本太高。朕以为，若使钱币轻重大小各有等级，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天下民众必然欢迎！”
王莽没有经过仔细研讨，就迫不及待地打造了如下几类：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总计，货币共有六大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其中的“钱货”、“布货”都用铜铸作，其中混杂铅锡，由于比例不对，容易磨损消耗。
最要命的是，钱币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怕是当时的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面值，何况普通百姓？民众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民间舆论大哗，人人痛骂朝廷无耻。
了解到下面民怨沸腾、一片混乱，王莽知道这事又办砸了。他不得不再次颁下诏书，向全国宣布：“新的货币中，除了当值一钱的小钱、当值五十的大钱两种新钱并行以外，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
王莽此举，无疑是自打嘴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种“折衷”性的办法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新钱没有经过试点就投入使用，在实用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第一，新钱大小不一，形状不等，难以辨认面值，也很难携带；
第二，新钱、旧钱混用，经常造成混淆。交易时稍不留意，就会带来损失。
第三，新钱的币值不稳定，民众普遍对其不信任。
第四，由于旧钱奇缺，暴利促使民间盗铸私钱的现象日益泛滥。
王莽锐意复古、推行新钱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为了推行新钱，他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强制性鼓励新钱流通，逐步淘汰旧钱。
王莽规定，凡是外出的官吏、平民，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作为通行副证。凡是不带新钱者，旅舍不允许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公卿大臣入宫见驾，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才能进入殿门。
第二，严厉打击盗铸私钱的不法行为。
凡是盗铸钱币的（无论是新钱、旧钱），一家铸钱，邻居五家连坐。所有的案犯，全部沦没为官婢（奴婢）。
即便是这样大的力度，还是无法改变人们对新钱的担忧，更是无法禁止盗铸私钱现象的发生。甚至有谣传说朝廷将来肯定要废黜新钱，恢复旧钱。故而，人们民间私下贸易都乐意用旧钱交易。时间过去了快一年，新钱还是无法正常流通。
对此，王莽如芒刺背，深感不安。为了使新钱早日进入正轨，他再次向全国发出严诏：“凡是出门只带五铢钱而不用新钱，又造谣说大钱要废除的人，与‘诽谤井田制’者同罪！一律流放到四处边远地区！”
此诏一出，民怨更深。从此，举国上下到处都是罪人：被指控私自买卖田宅者，私自买卖奴婢者、盗铸钱币者，不可胜数。不仅是平民，甚至连各封国国君、朝廷高级官员，也都上了司法部门的“黑名单”，成了通缉捉拿的对象。
王莽登基以来，不从世纪初发，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行推行他的“新货币政策”。他的运气不好，恰好赶上了一千多年才有一次的气候剧变循环周期，自然灾害频仍。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商人失业，举国经济形势全面恶化，逐步接近崩溃边缘。百姓号哭于闹市，昼夜不绝。
古语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在治国方面，王莽确实很有才能。只是他的政策过于理想化，严重地脱离了现实。本来，他面对的是一盘好局。只要他稳妥前进，针对时弊慢慢改革的话，他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王莽过于性急，一心复古，一心想把国家建设成像上古三代那样的美好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他也想称为尧舜那样的千古明君。但是，“欲速则不达”，没有经过充分运年，硬是把一盘好棋走成了不可收拾的烂局。最终搞的不可收拾，一溃千里。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三）王田公有
对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王莽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土地过度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上古之时先王制定的“井田制”，是一个完美的近乎理想化的制度。一个成年男子可分到百亩土地，交纳十分之一的税收。国家富足，人民安乐。
王莽还认为，正是因为暴秦败乱圣人之制，废井田，改用商鞅 “以耕养战、以战保耕”的耕战结合之法。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能够极大地调动民众参与作战的积极性。其结果是，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扫灭六国，使得国家统一。但是，由于井田制的被废，弱势群体（贫苦老弱鳏寡孤独）的土地被强权势力吞并。有权有势者占据着无数膏腴美田，而穷苦人却无立锥之地。汉承秦弊，二百年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部分民众因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而变得更加穷困。
王莽认为，西汉开国以来的低税收政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指出，文帝时下诏减轻土地税，宣布所有的土地一律按三十分之一征税，本来是想减轻民众的负担，缓和矛盾。再加上以钱代劳的役、赋、贡等税金，民众们虽然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却缴纳了百分之五十的税！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权贵富豪日渐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穷人衣食无着，活的连富人家的牲口都不如。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几年来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动反抗，足以证明这一点。
王莽对当时设立奴婢市场很是不满。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奴婢虽然身份下贱，但是他们也是人。把人与牛马放在市场里买卖，实在太不人道！奴婢市场必须取缔，交易必须停止。
应该说，王莽的这种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的解决办法是：应该恢复“井田制”，土地收归国有。
始建国元年，王莽刚即位，针对土地过度兼并、奴婢过剩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下诏宣布了如下政策：
第一，全国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
第二，所有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第三，恢复古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井田制。
王莽在诏书中宣布：“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之家庭，必须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每人百亩的古制从政府手中领取。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
次年（始建国二年），王莽接受了国师公刘歆的建议，开始深化经济改革。逐步开始在全国推行特殊商品专卖制度，即实行“五均六埂敝贫取�
“五均”是指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都市中设立的管理市场的机构 “五均司市”、钱府（银行）。“六埂笔怯晒艺莆罩笱巍⒁碧⒛鹁啤⒅⑸薮任逑钐刂中幸怠Ｒ宦捎晒易ㄓ恍硭饺司Ｍ保扇丝刂泼酱笤螅栽谄渲胁梢㈤圆伞⒂媪缘拿裰谑杖∷笆铡＝姑窦湫蠊皖祝シ刚咭宦闪鞣诺轿骱？ぁ�
“五均司市”的职责是：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对各类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钱，明码标价，保持市价的稳定。
政策规定：凡因国家定价而卖不出去的五谷、麻布、丝绸、棉絮等，经均官（“五均司市”的长官）调查确认后，一律由政府按照制造成本收购。
政策还规定：一旦物价上涨，如果某项物资（如粮食）超过平价一个钱，各地均官就要将库房所藏货物以平价卖给百姓。反之，如果价格下跌，低于政府规定的平价，政府则不予干涉，任凭民间百姓自由交易。
另外，民众如果无钱做生意或者周转有困难，可以到钱府去赊贷，月利率全国统一，都是百分之三（即一百钱收三钱利息）。
出台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节制豪强、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打击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保持市场稳定，促使国家获得稳定得巨额税收。
为了使国家富足，王莽还下诏规定：
第一，鼓励农桑。凡有田不耕种，称为不殖，要罚交三个人的赋税；
第二，鼓励植树造林。城市中房宅不种树的称为“不毛”，罚交三个人的布匹。
第三，打击游民。平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处罚布匹一匹。缴纳不出布匹的，则应为官府做工，由官府供给其衣食。
第四，天下所有经营者，诸如工、商、渔、猎、牧、卜、贩之类，必须每月自觉向官府申报收入所得。官府进行核实，去除成本从纯利中抽取百分之十作为税金。胆敢逃避申报，或申报不实的，把经营所得没收，并处罚为官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