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来看，张太后对孙氏生下皇长子的内情也多少是有些明白的。只是她知道儿子与胡善祥之间冰冷的夫妻关系，也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孙氏有母女之情；因此她并不反对孙氏抚宫人之子；也不反对早早册立庶长子为储君。她只是没有料到儿子最后竟然会借机废后。胡氏毕竟是得到了自己丈夫确定的儿媳妇，就这样废掉，张太后难以接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张太后的主持下，胡善祥总算是没有陷入其它废后所经历过的那种难堪境地。
胡废后和孙皇后的生活，就在张太后实际控制的后宫中，平淡地过下去。
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被公认的一位明君，他理平藩乱，整顿吏治，继续了父亲仁宗施政宽仁的方针。在宣宗为帝的时间里，大明王朝民生逐渐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使得国势持续向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他雅擅丹青，文采武略俱佳，虽然在废后一事上有过失，但是并不隐晦，而且他对待离异之妻的态度，也就算是历代帝王中数一数二的了。史家将仁宗与宣宗父子为帝的时间，称为“仁宣之治”。
可惜的是，仁宣之治的时间太短了。
宣德九年的冬天，宣宗朱瞻基染病卧床，一个多月之后终于不治，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离开人世，享年仅37岁。
宣宗一生，只有两子两女，除了太子朱祁镇，还有吴贤妃为他生下的次子朱祁鈺。此外就是孙皇后所生的常德公主和生母不明的顺德公主。
宣宗去世之时，太子年仅七周岁（称九岁），皇次子仅六岁。因此他留下了遗言，国事家事均交由母亲张太后决策。
然而宣宗去世几天了，张太后却还没有传下让小太子继位的懿旨。
一时间朝臣纷纷议论，都认为张太后不愿让太子继位，而是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宣宗的同母弟弟襄王朱瞻墡登基。杨士奇和杨荣逐率群臣上奏，表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
张太后接到奏章之后不久便传下旨意，召内外大臣百官齐至乾清宫，当众唤出小太子朱祁镇，一面用手指着他一面流着眼泪说：“这就是新天子了。”
正月初十辰时，宣宗去世整整六天后，朱祁镇终于登基为帝，即明英宗。二月，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皇后为皇太后，弟弟朱祁钰为郕王。
宣宗去世了，在张太皇太后的一手操办下，宣宗生前的妃嫔侍姬几乎尽数殉葬，只有胡废后、孙皇后以及郕王之母吴贤妃幸免。
后宫殉葬这个场景对孙太后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成祖和仁宗的妃嫔殉葬她都经历过。然而这一次给她内心带来的惊恐只会比前两次更强烈。假如不是“儿子”朱祁镇的降临，假如不是宣宗坚定不移地要将她册为皇后，那么无论丈夫活着时对自己有多宠多爱，自己恐怕都只有一条死路可走。
孙氏怎么也不会想到，丈夫居然会死得这么早。她虽然是成为了王朝的皇太后，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可怜寡妇。话说回来，孙氏多年都生活在丈夫的庇护之下，她也没有栽培自己外戚的想法或曰机会，在朝廷和宫廷的斗争中，她并不是一个强者。现在丈夫没有了，她事事都必须听从婆母的安排。
与宣宗青梅竹马、受到他万千宠爱的孙太后所体会到的丧夫之痛，比早已离异心如古井的胡氏，毫无疑问要强烈得多。然而丧夫之外，她还不得不接受另一个事实：英宗即位时年纪太小，所有的权力都事实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手里。张氏一如从前，对“静慈仙师”胡氏礼遇有加。她虽然不能给胡氏上太后的尊号，却能给予她不亚于太后的生活条件。孙太后仍然不得不坐在胡氏的位次之下。儿子险些不能即位的现实使她接受了婆母的安排，宫苑中的生活就这样在平静中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在五年间先后操办了庶出女儿顺德公主、亲生女儿常德公主的婚事。
时间很快就到了英宗登基的第七个年头。正统七年（公元1442），张太皇太后为十五岁的皇帝孙子选定了都督同知钱贵十六岁的女儿为皇后。这对小夫妻在五月十九日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
英宗成婚不到半年，十月来到的时候，历经四朝的太皇太后张氏终于离开了人世。
张氏的离世，对孙太后来说是有悲有喜，悲的是毕竟多年母女婆媳，喜的是从此真正成为王朝第一贵妇人。但是对于胡善祥来说，却是莫大的打击。虽然孙太后遵照张氏生前的意愿，仍然维持她的物质生活，但是她仍然为婆婆的去世而日夜痛哭不止。
张太皇太后去世一年后，正统八年冬十一月，胡善祥也随之而逝。
孙太后倒并没有因为丈夫和婆婆都不在了，就将胡善祥随便打发，她传令大臣公议胡氏的治丧规格。
重臣杨士奇提出，应当按皇后的礼节，将胡氏入葬于宣宗的景陵。
不过杨士奇的主张却没有其它人敢于附议。每个人都知道孙太后的心思是什么：别说她是太后，换了任何其它人，都不会打心眼里愿意让别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合葬一穴、生死相依的。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胡氏以妃礼下葬于金山。
作者：招福 日期：2006…09…30 20：16
现在，孙氏终于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贵妇人，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愿地过日子了。孙太后是一个没有太多权力欲望，也没有什么军政天份的人，因此她也没有管儿子的政务，只是在后宫中过自己好不容易盼来的舒心日子而已。但是她没有想到，老天偏偏不让她安静，就连这样无聊的日子都不曾让她享受几天。
问题出在英宗自幼跟随身边的一个太监身上。
这个太监名叫王振，英宗从小就由他侍奉起居。英宗叫他做“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即位不久就让他当上了司礼太监，有为天子代笔的权力。王振也因此浑身发轻，一心一意要借着小皇帝抖擞威风。
早在英宗刚即位的时候，王振就曾经怂恿不到十岁的英宗主持卫戍部队大阅武——说是皇帝阅武，实际上都是王振在吆三喝四；说是“代传旨意”，其实小皇帝能有什么主见，还不是王振说啥他说啥！
事情被张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她勃然大怒，小皇帝越是为王振求情，她就越是要当即将这个得志小人处死。但是在场的五大臣却鬼使神差，想要卖小皇帝的人情，居然也加入了求情的队伍之中。太皇太后可以管教孙子，却不好让五大臣扫了面子，只得饶了王振的性命。张太皇太后万万没有料到，十年后大明王朝和孙儿的前途，果然就坏在了这个阉人的手里。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瓦剌部太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进贡良马。按规矩大明王朝是要给予使者赏金的。王振发现，也先所派来的使者并不是表章上所说的“三千人”，差了那么些儿。“精打细算”的王振可能是索贿不如意，也可能就是看瓦剌不顺眼，于是决定不让也先占这个“便宜”，一定要点着人数颁赏，而且把贡马的档次也硬生生地扣了一级——堂堂天朝上国，竟然向进贡的“四夷”摆出这样做买卖的架势，丢人到了极点。也先所派来的使者还负有向明朝廷求婚的任务，结果也被王振拒绝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王公公在拒绝的时候绝对不会使用外交辞令，说出来的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也先闻讯大怒，立即率军大举侵犯边境。七月十一日，也先进犯大同，脱脱不花进犯辽东，阿剌知院进犯宣府。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阵亡。
接到告急军书的王振认为只要人多，就绝对能打赢，自己的权势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可就还没有尝尝指挥千军万马的滋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同不远处的蔚州自己置下了大批田庄，绝对不能被瓦剌部所占。
于是，王振竭力鼓吹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二岁的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胡说八道，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不顾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群臣劝谏，更不顾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的百般劝说，固执地颁下了诏书，由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自己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而王振为了能够摆足威风，还要求自公侯以下勋戚众臣一律随行，并且限定三天之内一定要出发。
五十万大军倒也罢了，再加上皇帝和一大群文官，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做好所有的准备？然而王振决心已下，三天后上自英宗皇帝下至士卒小兵，五十多万人就这么仓促地被他催着出发了。
出发之后，军中屡屡出现不祥之兆，天气也非常恶劣，粮草供应困难。随行的大臣们屡次劝英宗返京，至少也要先停下来将前方敌情打探清楚再上路。然而所有的奏章都被王振中途扣下，大军继续不知深浅地闭着眼睛往前瞎赶。
八月初，群臣终于忍耐不住，表章也不上了，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当面进谏，兵部尚书邝埜、王佐、钦天监彭德清都请求说，前途莫测，皇帝身系天下，万不可以再向前了。然而王振仍然口气极大：“就算真遇到不测，那也是天命，与你们有什么干系？”
于是大军又拖泥再水地上路了。
然而刚出发，就传来了先锋驸马都尉井源、西宁侯朱瑾、武进伯朱冕等人全军覆没的噩耗。紧接着，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逃到了军中，带回了前方的消息。王振这时终于觉得事情不妙了，接受了郭敬的劝告，决定回师京城。
就在返回的路上，王振又再次异想天开。他不顾熟谙军事的将领们的意见，非要绕远路经过自己的家乡不可，想要将皇帝和五十万大军带到老家去给左邻右舍们看看，炫耀一下自己的威风。
大军迤逦而行到半路，王振又改了主意，怕几十万大军把自己在家乡置下的良田给踩坏了。于是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大军折路另行。
这么来回一转，十几天就浪费了。
当英宗的车驾走到土木堡时，王振发现自己沿途搜刮的财宝车辆没能跟上大队。尽管能够庇护圣驾和大军的怀来城就在目力可及的二十里之外，王振仍然迫不及待地下令停止前进，封闭消息不让英宗知道所处方位，并且将想要闯宫报信的兵部尚书邝埜强行关起来。
英宗御驾连同随行的文臣武将和军队，就这么晾在了四通八达、无水无粮的路上，等待瓦剌骑兵的包围。
既然王振一而再再而三地非请这个客，也先哪有客套的道理！他的骑兵队立刻赶上，将英宗和群臣都包围了起来。
明王朝的几十万大军早已在十几天绕道奔波中疲惫不堪，再加上粮水不继、敌情不明，在一片混战中，文武重臣几乎死亡殆尽——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在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丧命的士卒更是数以十万计。
到这个时候，王振终于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向禁军将领樊忠求饶求救。樊忠对这个恶心的宦官早就恨之入骨，挥着手里的大锤，将他那颗没胡茬子的脑袋活活地砸开了花。
樊忠原想摆脱王振后护着英宗突出重围，但是终于功败垂成，阵亡了。英宗自知逃脱不了，干脆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他的这个架势倒把瓦剌兵给镇住了，没有杀他。
英宗被俘后，也先将几个月前去北京进贡求亲的部属找来，经过其中哈巴国师和哈庶哈里平章的辨认，最终确定了被俘的的确是大明王朝的英宗皇帝。
大军覆灭、皇帝被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城。不但把孙太后和钱皇后等六宫妃嫔都震得晕了过去，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也被这闻所未闻的事给惊得仓皇失措，众人聚在朝堂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面面相觑之后号啕大哭。有人立即就想到了当年北宋王朝的“靖康”之辱，建议都城南迁。兵部侍郎于谦立即严辞反对。
在这个节骨眼上，孙太后终于振作了起来，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决定死守北京城，不向也先示弱。
第二天，孙太后传下懿旨，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四天之后她再次传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示大明王朝国本稳固之意。
与此同时，在都御使陈鉴等人的面奏之下，王振诛九族；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及宦官毛贵、王长，更被群臣当廷捋袖除靴，活活殴死。
作者：招福 日期：2006…09…30 20：17
这时的大明王朝，可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国无长君，人心浮动，也先更挟持着英宗想要趁机将明王朝一古脑儿吞掉。一时间，议立新帝成了北京城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要取得太后首肯的。于是，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孙太后的面前：假如不立新君，则大明王朝可能就面临覆灭之险；假如立了新君，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英宗会有怎样的遭遇？如果要立新君，又该立谁？——这个四十来岁的寡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道天大的难题会摆在自己的面前。
当孙太后明白这是一个必须做的决定之后，她首先想的是朱氏诸亲王中真正的“长君”：婆婆张太皇太后的小儿子襄王朱瞻墡。当年宣宗早逝的时候，张氏就有心想要立襄王继承帝位了，何况他不但年长，而且人品贤德享有盛誉，当年就曾经婉拒帝位。假如立襄王为帝，也许儿子英宗返回之时，他也能够象当初那样让位，将帝位顺利归还自己的儿子。于是，孙太后传下懿旨，取襄王金符入宫。
只不过，襄王本人身在长沙，对于北京城里迫在眉梢的局势来说，他实在是离得有些远了。更何况他并不是留守众臣心目中的人选——他们所想拥立的新君，是奉旨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于谦为首的群臣从当时的紧急情形出发，向孙太后群谏，提出了这个要求。无可奈何的孙太后终于点头应允由庶子继承帝位，但是她坚持一点——皇太子仍然得是自己的亲孙子、英宗之子朱见深。
九月六日，二十一岁的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陷身瓦剌的哥哥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代宗。
景泰帝即位数天之后，襄王朱瞻墡的表章才送到孙太后手里，他再一次婉拒帝位，提出长君与否并不重要，应该让皇太子朱见深称帝，郕王监国。应该说，襄王的建议更为稳妥，但是事已至此，孙太后还有什么话可说？
景泰帝的生母是宣宗的吴贤妃，在宣宗为太子时她就已经入宫。不过据野史说，吴贤妃的出身并不高明，她是宣宗叔父、汉王朱高煦的侍姬，朱高煦谋反被诛后她被宣宗看中，安置别宫并生下儿子的。不管怎么样吧，吴氏毕竟只是宣宗的妃嫔，景泰帝名份上的母亲仍然得是孙太后，更何况他的即位也得到了孙太后的依允，在情在理他都不能将孙太后丢在脑后。因此，在景泰帝即位三个月后，他仍然首先为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皇太后”，然后才封自己的母亲吴贤太妃为“皇太后”。
于谦确实没有说错，大明王朝立了新君的消息，不但使北京保卫战有了主心骨，更使得也先大怒如狂。也先挟着英宗几度进攻北京，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终于觉得英宗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轻取天下的好处，反倒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与此同时，当上了“上圣皇太后”的孙氏心情并不轻松，她仍然时时刻刻地为养子悬着心。为了向儿子表示自己策立新君的不得己，也出于多年的母子亲情，只要有机会，她就要派人前往漠北看望英宗，将御寒裘衣带给他。养母所派的使者与书信衣物，恐怕是被羁异域、失去皇位的英宗最大的安慰了。
景泰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