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
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
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
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
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
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
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
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
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
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
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
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
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
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
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
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
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
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
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
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
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
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5＇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
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
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
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
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
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
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
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
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
＇6＇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
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
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
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
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
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
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
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
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
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
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
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
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
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
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
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
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
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
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
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
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
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
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
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
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
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
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
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
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
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
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
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
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
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
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
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
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
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
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
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
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
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
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
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
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
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
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
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
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
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
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
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
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
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
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
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
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
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
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
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
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
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
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
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
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
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贵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
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
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
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
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
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
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
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
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
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
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
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
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
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
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
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
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
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
—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
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
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
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
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
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
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
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
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
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
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
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
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
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
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
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
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
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
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一一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
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
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
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
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
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
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