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
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
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
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
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
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
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
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
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
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
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
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
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
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
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
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
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
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
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
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
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
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
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
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
—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
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
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
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
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
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
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
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
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
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
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
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
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
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
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
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
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
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
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
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
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
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
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
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
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
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
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
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
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
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
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
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
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
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
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
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
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
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
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
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
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
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
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
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
至不会被汀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
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
作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
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
的祸端。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
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
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
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
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
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
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
鼓舞。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这些人在青年
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
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
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不过这
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
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渐隐退，新的后继者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政
策演变为固定不变的方针并在将来的许多年中决定着人民的福祉之前，他们是否应该注
意外部世界形势中的某些现象并承认其影响，然后依此来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将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来，
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
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
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
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
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
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俱增地施加压力的历史。直至今日，如
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
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虽然迄今并未显示出什么条理，但已足使人
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多个世纪的迷梦的力量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力量的
强大和物质的繁荣。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
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
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
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
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
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
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
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
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
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
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
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
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
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
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
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
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
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
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
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
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
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
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
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
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
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
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
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
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
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
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
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
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
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
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
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
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
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
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
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
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
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
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