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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海战后，鉴于清军海陆皆失，汉纳根曾向清廷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对日持久作战。这个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䜣和帝师翁同龢的重视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发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谕旨下发后，汉纳根深受鼓舞。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先训练10万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能先编练3万兵马。
人数缩减还是小问题，关键还是共事的人别扭。当时和汉纳根搭档的胡燏棻，原本是进士出身，他曾任广西按察使，素来喜欢谈论洋务与军事，这才获任与汉纳根同办新军。但很可惜的是，两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后来向朝廷打报告说汉纳根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且，万一让他掌握了军权，只怕以后不好控制，恐有后患。
胡燏棻的话提醒了清廷，他们想起当年洋枪队统领戈登等人难以控制的前车之鉴，加之当时的朝廷大员荣禄、刚毅、李鸿藻等人都群起反对汉纳根练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更是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恭亲王奕䜣和翁同龢等人也只好让步，首创编练新军的汉纳根反而靠边站，最后愤而离开，搞煤矿赚钱去了。
由此，胡燏棻便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负责人。好在这个胡燏棻当时也算是知兵，他早在任广西按察使时就曾指出当时的募兵之弊端，说“今各招之勇，急于成军，乞丐无赖，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而统兵的将领，骄奢淫佚，克扣士兵的军饷口粮，以至于万众离心，一旦打仗，谁肯给你拼命；军队里的武器，“件件购自外洋”，而且型号各一，前膛后膛，德制粤制，搞不清楚；最要命是，装备混乱，阵法陈旧，这些士兵拿着新式武器茫然不知用法，还是习惯使用原来的大刀长矛，这怎么能胜任现代战争？
（未完待续）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2）
（接上文）
为此，胡燏棻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四个办法：一是训官之法，即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挑选各地的武生武举，只要文化还过得去，年龄又不太大，便选入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三年后经考核发给文凭，随后分派到各军营；二是练兵之法，即在招募新兵的时候，由各地方官负责登记新兵的家庭地址等情况，杜绝逃兵现象，新兵到营后先检查身体，不合格的立刻清退。三是放饷之法，即防止统兵将领克扣士兵的粮饷，改由各粮台直接发给；四是简器之法，即统一各项枪械武器，防止各种制式的冲突浪费。（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1894年底，胡燏棻便屯驻马厂募兵训练，开始编练了新军3个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都齐了。由于样子看上去还不错，清廷便让他扩大规模。由此，胡燏棻便于第二年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小站（练兵）。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在消灭捻军后，盛军在此驻扎了二十多年。后来甲午战争爆发，盛军开赴前敌，因为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全部溃散。胡燏棻便在此地编就新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号称定武军。
定武军的士兵，大都是从山东、天津等地经过仔细挑选招募而来，这支军队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完全摈弃了以往练军和湘淮旧军的习惯，而是“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这里的所谓西法，其实指的就是德国陆军的模式，其中也有一些德国军官在此担任教习。除此之外，胡燏棻也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招募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如何宗莲（当时担任总教习）、曹锟、田中玉等人来军营中担任军官或教习。
就当时而言，定武军是一支全新的部队，它不仅武器装备新，阵法训练也全是按照德国操典进行。可惜的是，这支新军建军刚一年，还没有焕发出它全部生机的时候，它的开创者胡燏棻却被调离前去督办津卢铁路，而他的接替者便是大家所熟悉的&；not；袁世凯。
袁世凯的话题先按下不提，先说说南方的另一支新军。在北方定武军编练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上奏，请求在南京编练一支按洋法操练的新军，这就是后来的自强军（也叫南洋新军）。自强军的兵种和定武军类似，也分为步骑炮工四兵种，分别为步队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骑；炮队2营，每队200人；工程队1营，每营100人，总计2860人。
自强军在1896年开始招兵买马，主要从江北和江浙一代挑选士兵，张之洞认为江北人体格比较强健，因此多分入马队和步队；而江浙一代的人比较聪明，主要分到炮队和工程队。当时新军的待遇很好，军饷饭食衣物等各方面条件都远胜于防军和湘淮勇营。
张之洞是儒学大师，特别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美国人鲍维尔在《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就曾提到，张之洞招的士兵大多会写能读，许多人的文化水平都还不错。不过自强军刚刚建立，张之洞便被调任湖广总督，自强军也被继任的刘坤一续办。不过，刘坤一对新军似乎没什么大的兴趣，在此后的几年中，自强军并没有扩充，后来这支南洋新军的兵员和素质也远不如北洋新军。
1901年，清廷下令将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由此，自强军便成为袁世凯掌管的军队，后来在编练北洋陆军的时候，自强军被编为第四镇（师），此是后话。
（下一节《三、乱世奸雄，袁老四如鱼得水》）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1）
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为袁世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许很多人会问，袁世凯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刚长熟的桃子怎么就让他给摘了呢？
这事说来话长。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他的这一生，说起来还真挺复杂。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那老袁家在数百年间原本也是默默无闻，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忽喇喇的发了乖乖，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本来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这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说科举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那举人进士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当时的读书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是稀罕。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发大了。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从戎，和太平军捻军厮杀，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进士老爷和举人老爷两人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只是个秀才，和弟弟袁甲三相比差得太远。不过，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也中了举人，也算是争了口气。不过，这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从他的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能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六个，这过继给弟弟的就是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估计不说大家也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错，他七岁的时候便跟着嗣父袁保庆生活。袁保庆虽然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做过盐法道，大概是厅级干部）。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依旧有效，袁保庆活到44岁便去世了。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偏偏第二年他的生父袁保中又因病去世。虽然袁家乃官宦世家，吃穿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活脱脱就是孤儿寡母了。
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又小，而这个进士大老爷身下也只有一个独子，于是便把袁世凯接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在翰林院做编修）去跟随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去了北京。
只可惜的是，虽然堂叔袁保恒是个翰林，但在他的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在考举人的时候仍旧是两试不中。据沈宪祖在《容庵弟子记》中说，袁世凯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后，他在羞愤之中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话难道是袁世凯最先说的？），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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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2）
（继续更新）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曾撕烂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秀全就造反了。其实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平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不过，袁世凯也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结婚以后便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跑到山东登州，投靠了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吴长庆当时统率庆军六营驻防在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还曾拜在吴长庆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袁世凯和张謇的故事颇为有趣，另文撰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如此看来，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局势动荡，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鲜弹压。袁世凯在朝鲜帮办军务的时候崭露头角，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袁世凯在朝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帮朝鲜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了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袁世凯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当时的朝鲜也是内外交困，内有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势力的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随后的一年中，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设法找了个机会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由于练军和湘淮旧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当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哪里比得上袁老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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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3）
闲话少说，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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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袁世凯当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速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呢，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姑且从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说起吧！
和胡燏棻一样，袁世凯对旧军队的弊政是了然于胸，但他比胡燏棻更胜一筹的是，他在朝鲜可是有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由此，袁世凯提出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更加具体，更加到位。
先看第一条，讲的是军律第一，规定士兵必须要背诵，并在营中设立执法处，练就一支节制之师；
第二条是军饷发放，杜绝营员克扣而由粮台直接发给，这个办法与胡燏棻的设想相同，也许袁世凯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凯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领饷后必须接受操练检查，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滥竽充数；
第三条是枪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