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便下令城门紧闭，不准这些饥民进城。
饥民们进不了城，只能在城郊挖洞栖息，靠吃草根树皮苟延残喘。冬至那天，陕西突降暴雪，在随后冰天雪地的几天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随着天气的变冷，冻死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多到最后很多尸体都没人掩埋。
陕西人民不好过，那八国联军进城后，北京的百姓更要遭殃了。慈禧太后跑了，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只能自行解散，各谋生路了。那些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老佛爷这一走，这宫中还不乱成一团？可怜那些人走投无路，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自杀的数以百计。就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慈禧太后一直非常讨厌她，逃跑的时候并没有带上她，最后珍妃只得投井而死（也有说是慈禧太后临走前逼其投井自杀的）。
真要说那八国联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罢了。这支杂牌军，主要以日、俄、英、法、德五国军队为主，总数并不会超过两万人。其中，日军七千人，法军四千人，英军和俄军各约两千人，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派些人来，以示参战。
德国的大部队是在北京被攻陷后才到达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奔中国，但终究路途遥远，北京城破若干天才到。后来其他联军见其气势汹汹，又因为其公使克林德遇害，于是举瓦德西为联军统帅。
不过，令人感到脸上无光的是，就这样一支杂牌军，却把十多万清军和数量众多的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耻辱。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清军的武器和战法过于落后，更别提那些靠迷信又没有组织的义和团了。
就在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凌晨，慈禧太后一行人已经从西华门逃走了。城中的清军得知慈禧太后已逃走后，也都纷纷散去。随后，八国联军便进入紫禁城，在混乱中，宫中的很多珍玩宝物便自己长脚，不翼而飞了！
八国联军在对北京进行分区占领后，便开始疯狂搜杀义和团。和当时义和团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他人为义和团，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北京城顿时一片血雨腥风，遇害的尸体堆积如山，恍如地狱！
由于各国司令官默许自己士兵抢劫，于是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身跨洋枪，手持利刃，三五成群的在各街巷进行抢劫，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在紫禁城里，除了几个大殿外，宫中的珍玩宝贝、金银财宝基本都被洋鬼子们一抢而空，那些不便藏匿带走的，就贱价卖掉或者干脆砸烂取乐。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城里的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女人），由于害怕被洋鬼子欺辱，很多都跳井或者上吊自尽（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首位未婚妻也在其中）。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已经填满了死人。城破之后，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尚书崇绮、祭酒王懿荣等，都自杀身亡。
（未完待续）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1）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未完待续）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2）
（接上文）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未完待续）
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3）
（接上文）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