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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在1812年的战局中遭到巨大的还击就认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象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确保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很远的里加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经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象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如果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不在于前进太远（因为这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是必须这样作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完全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这—点正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但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使没有横亘在大道面前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如果人们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可以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苕巳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果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根据，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进攻时，应该给各支军队规定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应该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各方面进行这种打击，而不在于各个部分取得相应的利益。
如果敌人的防御同我们预想的不同，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由于任务过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容许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一开始就会失去获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多数军队已经失败，或者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容许而且必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如果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进攻地点去（这主要取决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则也是适用的。
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又会怎样呢？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同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象在战术上那样有用。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尤其是这样。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该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根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以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到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但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予以改变的情况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更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土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
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话），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努力。然而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土政府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战争进程所起的影响。
普鲁土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如果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土曾经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回。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茵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土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在1814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也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202。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别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是为了援助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把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利益就很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而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必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在1813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各国政府采用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在没有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比半分半合好一些。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经常是这样。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经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通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适于这样做的话），奥军在1815年战局末期和普军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至于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通常很容易这样做），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经指出过，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一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销。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还要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该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良好的部队、大量的骑兵、谨慎和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该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该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专门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一切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